28年前一起保姆泄密案

　　旧案新观

　　1981年8月20日，A国某报纸在重要版面登出一条消息：“中共某领导人于8月5日由北戴河率要员赴西北边陲视察，处理发生在那里的XX问题……”

　　9月15日，该报又登出特大新闻：“中国军队于9月13日在华北张家口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联合演习，18位政治局委员分乘5辆专列前往观摩指挥，演习将于9月19日结束……”

　　一个月内，接连两条未公开的绝密消息，如此详细、准确无误地出现在A国报端———消息是怎样被泄露出去的？作案人是谁？

　　这起不寻常的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政治、军事机密案，引起了公安部领导的极大关注。经分析，消息是从北京泄露出去的。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发现，1981年四五月份以来，经常有一辆日产丰田豪华小轿车停在北京市西城区某胡同口，一名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子每次下车后便匆匆钻进胡同，消失在一个大院内。后经查实，此人名叫詹玉红，在胡同内某号的一位老干部家里当保姆，老干部夫妇都已退休，只有儿子小姜在军队任职。

　　经调查，半年来，詹玉红活动十分频繁，常常是晚上出去和一个男青年见面，这个男青年正是A国某报驻京特派记者C君———两条消息的作者。

　　1982年4月2日，詹玉红同C君看完一场电影后，C君照例开车送詹玉红回家，车到胡同口，詹玉红下车后正得意洋洋地同C君招手“拜拜”时，两名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被带回公安机关后，詹玉红自认为警方手中不会掌握任何证据，只要死扛硬顶，民警就毫无办法。

　　所以，进入审讯室后，她便大声质问预审员：“我究竟怎么啦，你们凭什么把我抓进来？”

　　早有思想准备的预审员站起身，威严有力地说：“别嚷，你坐下，慢慢说。”

　　一连串问话之后，预审员马上直入主题：“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和本人经历。”

　　詹玉红沉默了一下回答：“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1956年病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度日，后因生活所迫改嫁。我在姜家当保姆。”

　　“你在姜家，除了忙家务，和谁来往比较多？”预审员转移了话题。

　　“没有人与我来往。”

　　“你再想想，和外国人来往也算。”

　　“我有个伯父在A国，前两年刚死，伯母是A国人，去年给我来信让我去A国留学。”

　　“谁给你办手续？”

　　“还没有联系上。”

　　“据我们了解，有人帮你办，而且和你经常来往，希望你交代清楚。”预审员慢慢提示。

　　“不知道，你们也用不着给我摆"迷魂阵"。”话题进行到这里，詹玉红的态度又强硬起来。

　　“你可以拒绝，但我们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有病不能怕医生，你首先应该把态度放端正。”老预审员仍是不紧不慢。

　　“我不认识什么外国人，也没有问题交代，谈不上态度好坏，帮助也没用。浇了半天水，也不会长出芽，因为没有种子。”詹玉红继续狡辩。

　　“有的种子浇了半天水也长不出芽来，粥锅里总有煮不烂的豆子。怕和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想闯过去也是不可能的，真想以身试法，到时后悔也晚了。”

　　“我不会后悔的，你们愿怎么处理，随便。”

　　审讯在对峙和僵局中结束。

　　不久，第二次交锋开始了。这次，预审员抓住詹玉红身穿红色连衣裙同C君的一张合影照片作为突破口。

　　“你做过一件红色带花的连衣裙吗？”预审员若无其事地发问。

　　“做过。”詹玉红答。

　　“什么样的？”

　　“圆领的，半截袖，长度过膝盖，腰间有一条宽带子。”

　　“现在裙子在哪里？”

　　“因为当初做的不合身，送人又送不出去，我把它剪了改做别用了。”

　　“你看看这是什么？”预审员拿出一件红色连衣裙子，让詹玉红仔细看。

　　“有点像，但不会是我的，我的裙子早就不在了。”

　　“这是从你住处的大衣柜里拿出来的，你说是谁的？”

　　“就算是我的，这与案子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是另一回事，主要是看你的态度，连自己的一件裙子都不敢承认，还谈什么交代问题？我再问你，你穿着这件裙子照过相吗？”

　　“没有，因为没怎么穿过。”

　　“你看看这张彩色照片上的人是谁？”预审员将詹玉红同C君在一起的照片递给她。

　　“不认识。”詹玉红仍然“不松口”。

　　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詹玉红终于撑不住了，在一次提审中承认照片上的女人是她，男的是C君，并哭着对预审员说：“我错了，我不该欺骗政府。”

　　预审员也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真的认错了，就应该相信我们，如实交代和C君的关系和问题。”

　　“能不能提示我一下？”詹玉红还想虚晃一枪。

　　“用不着，相信你会交代清楚的。”预审员说到。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詹玉红终于交代了和C君来往的整个过程：1981年年初，詹玉红的伯母从A国来信谈她出国留学的事，让她直接与C君联系。从此詹玉红与C君开始来往。为了达到出国目的，詹玉红对C君大献殷勤，请C君吃饭、看电影，给C君送纪念品，向C君提供国内的有关资料，包括A国某报刊登的那两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