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交大佬黎强的落幕:出租车罢运事件成关键

　　2008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成了黎强这个公交大佬命运转折的关键

　　10月2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座无虚席，重庆交通运输业的“大佬”黎强团伙涉黑案开始了漫长的6天审理。

　　已经卸去诸多政治光环的“红顶商人”黎强，在庭审现场的唯一身份是：“1”号被告人。

　　今年51岁的黎强被指控“九宗罪”，起诉书长达58页，公诉人的陈述就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仿佛成了这位“大佬”如今最真实的写照。这位成也公交败也公交的人，起步于重庆民营公交最初始阶段，发展于重庆公交混乱与繁荣期。在争夺利益格局的同时，他采用贿买官员、上访闹事、暴力手段排挤对手等法律规范以外的手段，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牟取暴利。

　　如今，他身后的“江湖”，成为重庆公共交通发展的缩影。

　　起于客运

　　“上世纪90年代，基本是"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的情况。那个时候的运输市场，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都是放开的，这让不少人看到了商机。”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90年代前后，邓小平南巡不久，停滞了两年的中国经济正重新释放能量。如今成为重庆民营公交大公司的企业，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始起步。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均从草根做起，同时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据重庆本地媒体报道，1991年，黎强靠岳父的人脉关系，调到渝新公司车队搞安全工作。工作任务就是帮车队的10多辆车办年审以及办驾驶员年审。“他自己不抽烟，但是包里随时都揣着一包当时很不错的红塔山，主要是给交警等执法部门的人抽。”黎强当年工厂的一位同事介绍。这段工作经历，让黎强对运输行业有了全面认识，同时也接触了一些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

　　随后，黎强就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了一辆“乐达”牌19座中巴车。黎强最初的生意合伙人称，他和黎强合伙时，买中巴车花了6万元，两人各出3万元。一年后，两人因为合作不快分手，后由黎强独自经营。

　　经营中巴车，让黎强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年请来卖票的售票员称，淡季每天票款收入也有一两百元。过年过节或逢周末，一天更是有300多元收入。

　　1992年，黎强创立了渝强公司。这一年，黎强完成了人生的龙门一跃：他大胆地把全部积累和借贷投入到客运市场，购买了20辆出租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汽车运输老板。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城市公交高歌猛进的日子。互邦集团的公交车最多时更是达到600多辆。而黎强当时正处于交通运输业活跃期，他通过市场调查后得出结论，重庆的运输业远远没有饱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6年7月，黎强注册成立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了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公司。

　　重庆直辖，黎强发迹的巴县也随之升级为巴南区。黎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开始向货运、出租车、驾校、县际班车等多个领域发力，客运范围由巴县慢慢辐射到重庆主城各区，并延伸到江津、璧山、万州等地。

　　敢想敢干的作风注定了黎强的发迹，却也为他的人生埋下黑色基因。

　　公交业的国进民退

　　在渝检五分院的起诉书中提供的证据显示，黎强涉黑团伙“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始于2000年。“这个时期，正是国有公交与民营公交博弈最厉害的时候。”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说。

　　2000年之前，重庆主城区民营和国有公交均有2000辆车左右，差距仅600多辆。经过一系列调整，民营公交剩下400辆左右，被编为“7”系列，国有公交则发展至5000辆左右。

　　孙跃告诉记者：“在道路运输管理中，一家客运企业需要获得线路许可经营权，才能经营该线路。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一般是4至8年。”线路是运输公司的核心资本，线路多寡、运行区域、准运车辆数量，与公司和运管部门之间的紧密程度直接相关。

　　为了尽可能多地垄断线路，黎强开始“走偏门”。起诉书称，2000年9月30日，渝强公司在未取得正式营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通鱼洞至沙坪坝线路(鱼沙线)，投入20辆客车进行营运。为了拦堵正常行车的公交公司客车，黎强涉黑团伙将公交公司327、310等线路的数辆过客车强行拦下，并将车轮胎的气放了，造成过往车辆被堵两个多小时，并群殴310路驾驶员陈国庆，使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而这种堵车、打架解决纠纷的方式，一直贯穿渝强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总结黎强争夺市场的手法是：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堵路、打架斗殴、上访等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

　　在辩解这些问题时，黎强表示，在重庆，谁率先投入车辆运营，谁就更容易获得线路牌照，这是所谓“市场规律”。这些辩解折射出重庆客运市场的某些真实现状。重庆市政府2006年颁布的《关于改革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营运与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就有提到，公交领域存在市场失序、治理不力、不平等保护等现象。

　　收编头文字“7”

　　2006年10月1日，重庆一辆载有50名乘客的711路民营大客车，因车速过快坠下20米的引桥，造成30人死亡。

　　此事件成为重庆公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一个月后，重庆市出台《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及《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规范》，这次改革也被称为“双改”。“双改”要求全市所有公交企业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交化、公司化改造，规模必须达到有100辆以上自有营运车辆，对新增和收回的线路实行公交客运线路特许经营权，不分所有制，国有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

　　按标准，当时的27家“社会客运”企业缩减至4家，加上7家隶属于重庆公交集团的国有公司，全市只保留了11家公交企业，所有民营公交企业享受与国有公交同等的财政补贴。进入公交市场的民营车辆被编为“7”字系列。

　　因为规模不足，渝强公司27辆公交车挂靠在了南岸区第六运输公司旗下。在挂靠还没到期的情况下，渝强公司将27台车的经营权纳入自己公司名下，车主则一度在公司闹腾了六七天。最后，黎强授意下属找社会上的人将多名车主打伤、驱散。

　　自从“7”字系列公车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双方因路线和停车屡发冲突。作为“反击”，与“7”字头同线的国营公交车数量激增。举例来说，重庆市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从渝中区较场口到解放碑一线，国有公交原投入运力26辆，7字头民营公交增投3辆后，国有公交立即增投至60辆。这些矛盾导致双方冲突不断，械斗、砸车时有发生。

　　“7”字头公交本身的服务质量也广受诟病。“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一是开飞车，你争我抢，把人全装走；第二个，赖在站上不走，一直把后面的车给压着，差不多的时候才走；再一个，驾驶员、售票员的素质有所欠缺，服务质量很差。”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黎强本人的身价早已逾亿元。财富急剧膨胀，黎强头顶的“红帽子”也越来越多：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主席??

　　2004年，黎强获得重庆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还当选过“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积极为自己增添政治光环的同时，黎强也积极寻找“保护伞”。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肖庆隆、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蒋洪、重庆市信访办来访二处原处长姜春艳、重庆市地税局原稽查科长曾安东等，都曾为黎强的非法获利之路“保驾护航。”

　　案发前，黎强拿到了100多条道路交通运输线路经营权，这其中包括一条公交线路(双碑至沙坪坝线)，90多条班车线路，遍及全重庆，足已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命门。

　　从“平安重庆”到“宜居重庆”，因为打黑而深入民心的重庆政府，正式向当地房地产业界的“码头意识”宣战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高利贷)"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1/3！”2009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台下坐着的是来自重庆主要金融机构、市属大型国企以及民营企业的“大腕”，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隆鑫集团董事长涂建华，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等人位列其中。

　　“谁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数字太惊人了！”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仅为963亿元。

　　稍早之前，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于2008年12月3日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报告称，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至120亿元之间。

　　而此次被捕的涉黑“大佬”陈明亮、黎强等人，都曾涉足房地产界，从中非法牟取暴利，又将黑金“放水”给其他房地产商。这些复杂的深层勾连，让黑金帝国与重庆房地产业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地产“涉水”太深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和“商务成本”。

　　此言一出，不少与会民营代表拍手称快，称击中了重庆房地产业沉疴的要害。

　　“外地企业到重庆投资，不怕手续麻烦，却特别担心当地的潜规则，最怕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担心重庆讲人情、讲关系；担心不认识人，会受排挤。”薄熙来说。

　　重庆地产界一直有个怪圈，大名鼎鼎的外地开发商来得不少，但普遍活得不怎么滋润，占据重庆房地产市场主导地位的是龙湖、华宇、协信、南方等本土企业。

　　重庆每年举办的秋季房交会，展位布置很值得玩味。“七八年来，一进房交会，局面都是一样，进门第一排，左手是龙湖，右手是南方，这两家都是重庆本地地产巨头，一线阵营基本看不到外地企业的影子。”

　　陈凡(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展位实际显示了房地产企业在当地的"排序"，也就是地位。”1997年，重庆直辖，陈凡同年进军地产界，可以说见证了重庆房地产业十几年的风云变幻。

　　“在重庆做生意，很多时候靠的是"关系"，而这些"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层层勾连。有的时候，即便你有足够的资金，没有"关系"，也是寸步难行，"关系"甚至可以说事关重庆房地产业的生死存亡。”深谙其道的陈凡坦言，正是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让不少外来房企因为“水太深”而望而却步。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种“怪圈”归结为重庆人骨子里就有的“袍哥精神”和“码头文化”。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研究黑社会犯罪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袍哥重义气，讲究人人皆兄弟，而历史上各个行业都有商会，当这些商业意识强烈的商会和"袍哥文化"结合，就形成"码头文化"，其显著特征就是抱团。”

　　回望此番“扫黑”落马的高官：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市检察院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等，无一不是把脉重庆行政系统命门的高官，而此前曝光的“地产窝案”中，被重庆市民戏称为“风起云涌”的四人，唐文(峰)、梁晓(琦)、黄(云)、蒋(勇)，与不少本土房地产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他们又分管着与房地产开发息息相关的国土、规划、房管等实权部门。

　　除了靠“哥儿们”，重庆房地产商还常常“抱团”排挤外地企业。陈凡举了一例：2005年，重庆市主城区沙坪坝三峡广场旁边一块地进行公开拍卖。竞标的八家单位中，有七家重庆本地企业，一家南京企业。在举牌竞标前的一个月公示期中，陈凡接到了所有本地企业打来的电话。大家合计，不管怎样，先挤走这家南京企业，再谈接下来的事。

　　2008年以前，即便是进入重庆市场的知名外地房企，大多也只开发了一个项目。

　　例如名列“全国房地产领先企业”前十强的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底进入重庆市场，并于2006年拿下了第一个项目，在重庆黄金地段之一的江北区北城天街洋河路修建约30万平方米的富力海洋广场，此后几年，没有更大的动静。即便是被业界称为“常胜将军”的保利地产也不例外。保利地产2003年就入驻重庆，直到2008年之前，才仅有保利高尔夫豪园一个项目。王石的万科集团，直到2008年5月才“姗姗来迟”。

　　而此时，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明亮的房地产事业却做得风生水起。陈明亮1996年就创建了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进入房地产界，2005年，他更是拿下了重庆江北区黄金地段——红旗河沟转盘东南角的一块土地，建造了“世纪英皇”项目。该建筑有50多层，顶层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均价为每平方米9500元。（记者/李邑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