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或易地 将进行全民投票

　　广州市番禺区官方网站称，该区四套班子已开会研究提出处理措施

　　番禺垃圾焚烧项目拟重新审视和论证选址

　　将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本报讯 记者吴彤报道：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近日引发部分群众信访。昨日，广州市番禺区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表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已召开会议，初步拟出五点处理措施。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第四条为：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其他三条措施则分别是：问计于民，通过开展全民大讨论，广泛听取民意，发动大家建言献策；加强环境评价工作；建立科学的垃圾处理机制。包括推进垃圾的分类处理，实行垃圾的减量措施与焚烧发电综合处理相结合。

　　会议透露，目前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大多数是担心焚烧垃圾造成二噁英污染，又无法有效地监测和控制，也担心进口的是别国淘汰的二手设备，担心垃圾运输过程对沿线居民所造成的污染。同时，多数人并不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只是不同意在其住址附近建。

　　番禺区还公布了创建垃圾处理文明区的五条市民反映渠道———区长专线：34612319，信访局：84636926，市政园林局投诉电话：84611813，公共网址：https://shizheng.panyu.gov.cn/，公共邮箱：shizheng＠panyu.gov.cn。

　　“全民大讨论”的民意和权利落点在哪里

　　在全民大讨论掀起民意表达和参与的高潮后，以怎样的方式将它最完整最清晰最全面地呈现出来。讨论只是一种民意宣示的“效果图”，它并不必然抵达民主决策的合理化终点，那么，在全民大讨论可以想见的参差和喧嚣之后，如实反映它整体面貌与诉求，并切实可行的民意、权利落点在哪儿？

　　争议日久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问题又有新进展。来自番禺华南板块丽江花园、广奥花园等小区楼盘的业主代表共100多人，与番禺区长面对面讨论垃圾焚烧发电的相关问题。据悉，番禺将在全区进行为期半年的大讨论，广泛开展征求民意的工作。（11月24日《羊城晚报》）

　　在座谈会上，番禺区长楼旭逵明确表示：感谢市民认真负责、富有诚意的意见，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今天我再加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楼旭逵区长的真诚恳切言辞，加之在国内公共政策决策形成过程中颇为鲜见的长达半年的“全民大讨论”，让人不由得对这一纷争已久的公共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充满了期待。如果说民意表达、民意征集是公共事务民主化决策的必由路径的话，那么在一个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的现实语境下，以项目环评达标为技术性保证，以全民大讨论、民意呼应等作为公共决策的先声和基础性基调，显然不乏进步意义。至少，它喻示着公共事务由单向度的行政权力主导型，快速向权力与权利充分博弈互动的平衡型、民主化格局嬗变。于此而言，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争议的由“危”转“机”，不失为一座城市权利启蒙史和成长史的标志性节点。

　　相比项目环评达标的技术性看点，全民大讨论的民意驱动走向和结果显然更为人关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全体民意固然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最大化效果，但由于现行机制和体制上仍存在不少盲区及现实掣肘，民意及决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有待突破的困境。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全民大讨论掀起民意表达和参与的高潮后，以怎样的方式将它最完整最清晰最全面地呈现出来。讨论只是一种民意宣示的“效果图”，它并不必然抵达民主决策的合理化终点，那么，在全民大讨论可以想见的参差和喧嚣之后，如实反映整体面貌与诉求，并切实可行的民意、权利落点在哪儿？

　　从理论上说，关乎公共利益的重大城市项目工程，一般有以下几种民意和权利的制度落点。其一是公开的听证程序，其二是代议制民主程序下的权利意志体现，其三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意和权利票决形式，即市民公投表决模式。第一种方式在近年来我国的公共生活中尝试较多，虽然不乏成功案例，但争议和质疑同样不绝如缕，鉴于其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的行政主导、听证代表比例合理性、话语权被设置等体制内掣肘，且在民众心中，对听“涨”会、过关会的信任阴影难以短时间驱散，指望它成为全民大讨论的后续落点恐怕有相当难度。而让作为地方权力机关的地方人大组织来承担制度落点作用，恐也面临不少问题。因地方人大的法定职责和常规议题本已较为繁重，恐难以全面兼顾到此类突发性的公共议题，并且，地方人大代表对此类涉及局部、群体性利益纷争的敏感性和代表性，也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别与区隔。而第三种民意和权利的规则落点模式，似乎更能与全民大讨论的民主氛围、民意走向相衔接和共融，但遗憾的是，它在我国的公共民主生活中被直接有效地运用，亦存在不少显性和隐性的操作瓶颈。

　　如果说以全民大讨论为标识，番禺行政部门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互动中，终于明智地开始释放有利于催生民主决策的“助产”音乐的话，则民意表达民智汇集之后更关键、更紧要的权利落点付之阙如，颇让人对权利“民乐”的实践和演绎前景抱持疑虑。并且，在严重的生活垃圾围城现象步步紧逼的生态困窘背景下，长达半年的专题全民大讨论，是否会间接造成民意的“压迫性”分化？远离垃圾焚烧环保忧虑和利益纷争漩涡的外围市民，是否会在长时间拉锯战般的权利博弈中失去耐心，进而沦为制约或压制核心民意主体的“权利声音”，对此，同样需要保持关注和警惕。民意与权利落点尚未制度性建构与疏通，却遗憾地先期内部性添堵，看来，全民大讨论之后，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大智慧。(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