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霞集》(组图)

侯 军

　　　　就读书而言，我这一代人实在是生不逢时：恰好在应该上学的年龄，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上了学，又没有任何课外书可读，偏巧当时的语文课本里还选了一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那才叫“感同身受”哇！

　　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只好自己写“书”疗饥：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偷着写小说，那绝对不是因为勤奋，更不是什么“神童”之类，实话实说吧，那完全是让“饥饿”逼迫得没有办法了，在那个对书的渴望已近乎饥不择食的年龄，却满世界找不到一本可读之物，那种饥渴那种痛苦那种绝望，恐怕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

　　幸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一个“硕果仅存”的作家，他就是浩然。

　　本来，浩然早期的书也是被划入“毒草”之列的，譬如那部洋洋洒洒三大厚本的《艳阳天》，就因为写了爱情而被封存起来。可是，随着他的另一部大作《金光大道》的横空出世，浩然顿时如日中天，红得发紫，连带着把他那些已被封存的作品，也自然“解禁”了——我之所以对这一变化知道得如此清楚，就是因为他的那本早期作品《彩霞集》。

　　我从1972年开始，就得到了一张“特批”的南开图书馆的借书证，几乎把全部课余时间都花在那里了。为了多得到一些读书的机会，我每年的寒暑假都自愿到图书馆去当“业余馆员”，类似现在所说的“义工”吧，这使我在帮助别人找书取书的过程中，对图书馆的书库了如指掌了。书库里有一大半书架是被厚厚的包装纸密封起来的，那些就是被禁的“毒草”了。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时常透过包装纸的一角，偷偷去看里边的东西，即便不敢拿出来，瞧瞧书名也是一种眼福。可惜那些包装纸一般都包得挺严实，缝隙很少，许多书名都看不清楚。而《彩霞集》却刚好处在一个缝隙点上，而且书脊上的字儿特别大，我一看就记在心里了。几年后，当浩然大红大紫起来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找到图书馆的万瑞芬主任，请求她容许我借读浩然的《彩霞集》。万主任说：“浩然还写过这本书吗？我怎么没印象？”我当即把她领进书库，麻利地从包装纸的缝隙间抽出了这本向往已久的书。于是，我终于获得了阅读它的“特许”。这在当时自然是违规的。我读完之后立即悄悄地把书放回原处，连包装纸都按原样掩好，这件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1977年年底，我被调入天津日报当记者，跑的是我最不熟悉的农村口，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我习惯地跑到南开图书馆想找点参考书。可巧他们正打算处理一批“四人帮”时期出版的那些没人看的烂书，在处理书单上，“浩然”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主要是他后期写的诸如《西沙儿女》之类东西。我被允许进入书库，“优先”挑选那些被下架的处理品。蓦然间，我发现了那本《彩霞集》，立即像火中取栗一般将它抢在手里。我相信这是图书馆员一时疏忽，把此“浩然”当作彼“浩然”处理了。然而这本书毕竟是幸运的，它遇到了我这个多年的故知，这就是我们的“缘分”。

　　我以一元一斤的价格，获得了这本旧书的永久所有权。我如获至宝地带着它下乡采访，学着用书中人物的语言跟津郊的农民交谈，模仿着书中的句法编织着自己最初几篇反映陌生的农村生活的新闻稿件，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独门绝技”——当我把自己记者生涯里第一篇长达七千字的通讯稿，呈交到部主任面前时，他不禁对文章中那些“土得掉渣儿”的农家语言表示惊讶了。那篇通讯得了奖，可以说那是我的第一篇获奖作品，题目叫做《钢班子与铁队伍》，写的是汉沽区茶淀公社太平村的事情。那一带农民的语言，恰好与浩然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属于同一语系。《彩霞集》不啻是我学习掌握河北一带农民的语言特色的启蒙老师。

　　1992年8月的一天，在一个天津文友聚会的场合，我偶然遇见了浩然先生。我跟他讲起了有关这本《彩霞集》的曲折故事，他有些感动。他说您明天能不能把那本书拿给我看看？我答应了。转天，杨柳青画社社长李志强兄设宴款待浩然先生，邀我作陪，我特意带去了珍藏近二十年的《彩霞集》，交给浩然先生过目。他小心翼翼地接过书，轻轻地摩挲着封面，翻看着内文，喃喃自语着：“三十年啦，不容易啊！”不知是感叹书的命运多舛，还是感叹人的时运无常。

　　浩然先生在《彩霞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使这本寻常小书又平添了一段情缘。此后一段时间，浩然先生按期给我寄来他主编的《苍生》杂志，但是自从我南下鹏城，音讯也就逐渐阻断了。

　　2008年早春，浩然先生溘然仙逝，我特意写了一篇文章为他送别。《光明日报》的编辑还为此打来电话，让我就浩然先生的逝世发表一点看法，我说，我知道，当今的文坛有很多人并不喜欢浩然，但他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他给了如我一般的饥渴学子以阅读的机会，使我们干涸的心床得到了最初的文学滋润，为此，我将对他保持终生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