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文坛浮躁风”，不妨“比慢”

　　每一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都是有所期许的，作家们写出一流作品的想法，写出传世之作的渴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文学沙场的逐鹿中，一些作家用作品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一些作家却因作品的缺陷，而遭遇了被冷落的“难堪”。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所需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对作家的考验也是全方位的。作家只有在了解了自己的创作的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创作愿景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差距，才能收获“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清醒。

　　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孕育者和创造者，就作家的个体而言，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写一篇作品该用多长时间去完成，这完全取决于作家的创作自由，别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但可以例外的是，当一个作家完成了一篇作品，并将“木已成舟”的作品公开发表后，在作家等待读者反响的时候，一次关于作家作品的文学互动开始了。在与有限的作家朋友的交流中，我发现，我的这些作家朋友是很想听到他的读者们的回声的，如果读者是“心怀坦诚”地以文会友，作家对于读者对其作品的肯定或指出不足，大多是保有一颗“平常心”的。当作家们把一声声用心血凝成的“文学呼喊”投向偌大的“文坛山谷”中，作家最不愿接受的事实是“没有回声”的无边沉默。而对这样的局面，一个自信的作家会认为，是金子终有一天会闪光的；一个渴望“一鸣惊人”的作家会认为，不是作家无能，而是文坛太“无情”了；而对于一些月产一部中篇小说、年产一部或两部长篇小说、自我评价较高的“写作快手”而言，则产生了愤愤不平的“咬牙”之声……

　　纵观文坛，“埋没”作家的“个案”时有发生，但部分作家“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被淘汰也是事出有因的。在我看来，个别作家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一挥而就下笔万言的匆忙，是其作品“譬如朝露”般命运的重要原因。在当今文坛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家是“比快型”作家，在市场和金钱的双重催生下，这部分作家对自己的“满意”之处：“某某年，推出个人专著三四部；某某月，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十几万言……”我不是“作品数量”的“仇视者”，作为一名“痴迷文学”的读者，我只是对一些“流感般”快速繁殖的文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敏感，对一些“注水”过度的文学作品，常常有一种“怒其不争”的义愤。我知道，造成部分作家的“速度和数量至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快型”作家可以得意于自己的“写作才能”，即便是“声名鹊起”，也当在“情理”之中。我的担忧是，比快风的蔓延，受伤害的是广大读者，是文学这项伟大的事业，是整个中国作家群体。

　　这也许是我的“危言耸听”，但对这样的一种迹象的“提醒”，也是我的责任所在。如何缓解这样一种不利于文学创作自身规律，不利于产生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坛浮躁风”呢？笔者思来想去，苦无“药方”可觅。困顿之余，经一位朋友的推荐，我读到了一本名为《生命与意识的省思》的“解忧之书”。这是有着“斯洛文尼亚的圣雄甘地”称号的雅奈兹总统的一本“反省日记”，这是一部“有如黎明的晨钟”一样的醒世之作。我庆幸我读到了雅奈兹敲响的钟声，我记住了一名来自异域作家的忠告：“我们一定要先停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一直在往前走，事实上，应该说是一直随波逐流，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让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划一条终止线。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初听此言，我被作者的“棒喝”震得发晕，喘一口长气之后，我开始回味这“片面的深刻”。在这短暂的停息中，获得短暂平静的我，不由想到：一个作家应该创作怎样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作家最后该珍惜的终极价值是什么？一个作家如何超越小我的狭隘而步入大我的辽阔？

　　我面对着接二连三的问号，我找寻着问题的答案，我依然困惑。搜肠刮肚的焦急之中，我想到了11年前我读过的林毓生先生的一篇奇文——《中国人文的重建》，说他是“奇文”，是因为林毓生先生在这篇文论中，提出了一个让我读后难忘的观点，即：中国人文重建所持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比慢精神”。这一观点对我的启示是：文学是人文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慢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当代作家的启发性和重要性，应该是有的放矢、一语中的。在我看来，林毓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诚恳建议，同样是适合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你知道你的能力的确有限，你花了那么多岁月与那么大的力气，才获得这么一点点成绩，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么多，你实在没有本领样样都管，你只能脚踏实地，用适合你的速度，走你所能走的路。”没有喊声震天的口号，只有平平实实的言说，在这样条理分明的慢语中，使其话语产生了应有的力量。

　　“比慢精神”是作家“笃定与从容”的体现。放眼“你追我赶”的文坛，中国作家要做出无愧于作家称号的回答：“我们要做最深的、最根本的努力，要下决心，要有志气，不要不争气，不要没出息，要以最大的决心来跟别人比"慢"”。当作家体悟了“欲速则不达”的常识后，作家们可借鉴林毓生先生提供的具体方法：“你写书用了五年，我要与你"比慢"，我要用八年的时间去写一本书，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中国的文学写作，不缺“比慢”的典范，诗圣杜甫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荡气回肠，贾岛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韧性，也有曹雪芹穷其一生而发出的穿古越今的长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当代作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几易其稿，从初稿到定稿历时四年；而评论家何向阳的一篇关于张承志的创作论《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从1988年酝酿，到1996年发表，历时八年，四易其稿”，其字数也只是“区区几万字”……这些慢下来的创作也许是笔者“偏激”的佐证，但我们可以得到的经验是：好的精神产品，大多是“厚积而薄发”的结果，反之，许多速生的东西也是速朽的，慢工才能出细活。

　　提倡文学创作中的 “比慢精神”，是因为作家创作中不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心灵世界有一角是属于“安静”的，在心如止水的安静中，作家的创作才能产生“洞若观火”的省察力，才会让一些鲜活而灵性的文字自然涌动，才会让这带着作家生命气息的作品，感动他的读者，由此，一个作家的成就感也因其作品得以流传。

　　强调“比慢精神”，是希望中国作家在“慢”中有更加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让作家们在思考中远离“作家富豪榜”的排名之争，让作家们面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挑战”时能沉着应对。值得庆幸的是，在思考中，当代著名作家张炜书写了他有别于阿来《尘埃落定》的“精华版”：“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这就叫尘埃落定。”(张炜：《精神的魅力》)在思考中，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给我们留下了哲人般的微言大义：“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是人类生存发展前途上的一个关键的世纪。”(季羡林《庄子显灵记·序》)在思考中，作家们的胸襟已变得如鲁迅一样“心事浩茫连广宇”般辽阔，这样的精神丝缕的延续，是作家们走向丰盈与成熟的标志。

　　因为有了这样“比慢中思考”的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作家将在一个新的世纪中，步入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中国作家将收获无愧于作家称号的荣光与尊严。愿“比慢精神”成为中国作家们的共识，愿中国文学的天空因“比慢”而更加悠远与博大！(秦朝晖) (来源：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