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投资的机遇与前景

　　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投资的机遇与前景

　　□张季风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并称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然而，自2006年以来，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在11月24日举办的首届“中日青年经济领袖对话暨中日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发表主题演讲，对日本对华投资现状、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评价、分析和展望，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编者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并称为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日本对华投资不仅在两国经贸合作链条上作用举足轻重，而且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目前，在华的两万多家日资企业采取与中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合作经营或设立独资企业等各种形式在中国进行经营，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经济。随着日本对华ODA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高度关注。

　　三次投资高潮

　　1.日本对华投资的“三次高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获全国人大通过，中国的开放进程加快。1980年2月，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福州外贸中心合资旅馆”获批准成立，标志着二战结束35年后日本企业重返中国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三次高峰期，现处于回落期。截至2009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689.9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特区的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投资波及整个沿海一带；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第一次高潮投资规模很小，第二次高潮投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前两次投资高潮期间，在经营方式上基本处于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在投资类型上，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第三次高峰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大，2005年实际到位金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65.3亿美元。这期间，不仅投资额剧增，而且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方式上，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投资类型，日本跨国公司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发展，即“市场获得型投资”。

　　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这种进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在质量上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统计显示，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日本对华投资的特点

　　(1)占中国外资中的比重比较稳定

　　从日本对华投资占全国吸引外资的比例看，90年代，投资项目数比例基本徘徊在6%到7%左右。合同外资金额在全国所占比重始终未超过10%，历史最高的1995年，在全国所占比重也仅为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所占比重1990年一度达到15%左右，但1992年以后所占比重始终低于10%。2005年约占8.5%，但2008年降至4.8%。从累计金额所占的比例看，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在国别当中居第一位，甚至高于整个欧盟。

　　(2)在日本海外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仅为0.6%，此后一路上升。1995年一度达到8.7%高峰后，开始下降，到1999年度跌至1.1%。2000年又恢复到2%，2003年上升到13.7%，2005年更上升为14.3%，2007年降至8.9%。而且，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位次从1998年度的第八位，上升到2000年度的第六位，2001年度升至第五位，2003-2005年蝉联第二位，2007年居第三位。

　　(3)以制造业投资为主

　　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46%投向制造业，1991年度以后对制造业的投资高速增长，到1993年猛增到81%。此后直到2008年，制造业投资均在70%以上，表明制造业是日本对华投资的主要领域，中国仍是日本企业海外加工制造的主要基地。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看，主要集中在服装、机电、汽车零部件、钢铁、化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

　　(4)投资领域拓宽，投资结构升级

　　近年来，日本开始扩大对华商业、金融、保险、证券以及流通领域的投资，进入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并进的时代。9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非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商投资领域限制逐步放宽，日本企业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对华投资在其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随着日本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正在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5)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初期主要集中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珠海等华南地区的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以后，投资重点向北部地区的大连和天津转移。9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逐渐出现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南向华东经济圈转移的倾向，上海及周边的苏州、南通、南京等地区成为日本企业投资的主要对象。

　　(6)从分散投资向集群投资转化

　　随着日本在华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加强对当地法人资源的整合，谋求集群化发展效应。日本企业在华经营战略的调整目的在于在成本领先战略的引导下，在强调规模效应的基础上，实现集约化生产，不断延长产业链，完善产业集群，增强竞争实力。例如，2004年松下公司投资19亿元兴建了杭州工业园，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对在杭州的九个白色家电生产基地进行重新规划管理，力争通过整合在杭州建立松下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

　　低潮与徘徊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日经济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了明显下降，项目数为2590项，同比减少20.8%，金额为45.98亿美元，与上年同比下降29.6%。一般来说，上一年出现大的下降之后，第二年应当出现反弹，但这种结果并未出现。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1974个，同比下降23.8%；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2.0%。2008年为1.7%的微弱正增长，2009年1-10月日本对华投资总额到36.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出现了恢复的好势头。

　　但日方统计，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基本处于徘徊状态，金额还维持在7000亿日元左右的高位。中日数据出现很大差距，主要因为双方的统计口径不同。中方的统计只包括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制造业)的新增投资项目，而日方的统计则按国际收支基准，不仅包括非制造业在内的全行业，而且还包括在华日资企业的内部再投资。不过，双方数据都能证明，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处于低潮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2006年到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锐减是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增长15.9%和27.1%、我国引进外资增长率分别增长4.5%和13.6%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日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在大幅度增加；中国从国外引资在增加，而从日本引资大幅度减少。由于中日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特别中间产品占很大比重，如果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很有可能会引起双方贸易额的下降。

　　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

　　1.连续三年高增长后的调整与周期性低潮

　　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必然要出现一定的调整。另外，这次日本对华投资锐减也可能与投资周期影响有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形成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个高潮出现于90年代中期；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5年。从峰值来看，基本是时隔10年出现一次，现已出现四年的低潮期，来年开始回升的可能性很大。

　　2.投资结构不平衡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器设备和运输机械领域，这两个行业占50%以上。近年来，日本对我国运输机械行业投资的增长更快，从2002年的200多亿日元激增到2004年的1800多亿日元。2005年，日本在运输机械及相关产业的对华投资占整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30%以上，而2006年该行业新项目投资明显减少，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另外，商业企业也出现集中投资。2004年12月以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设立独资的批发、零售业企业。以此为契机，2005年日本许多综合商社在华集中设立多家独资的商业企业，这也是导致2006-2007年投资锐减的原因之一。

　　3.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我国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大格局下，外资的利用也从“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方向转换。国务院于2005年12月公布实施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把行业的项目分为奖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其中规定：对奖励类采取优惠政策；对淘汰类(包括外资在内)则坚决禁止投资，并限期淘汰。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资的引进开始挑选。

　　此外，中国投资环境也出现一些影响引资扩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沿海地区电力和用水短缺，外资集中地区地价上涨；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实行“两税合一”政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等。

　　上述情况的变化导致外资企业的成本上升，投资预期减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总体出现一个暂缓阶段，处于高位徘徊状态。2005年为0.5%的负增长，2006年也仅为4.5%的正增长。因此，不仅日本投资下降，而且美国和中国台湾连续五年、韩国连续三年对华投资减少。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锐减与这种大环境变化不无关系。

　　4.分散风险

　　日本企业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相对扩大对印度、ASEAN地区的投资。2003年春季中国出现“非典”情况等等，也自然对日本对华投资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前几年，日本政府以分散投资风险为由，有意识诱导民间企业减少和慎重向中国投资。在所谓“构建自由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导向下，日本企业加快了向印度、ASEAN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步伐。特别是对印度的投资成倍增长，从2002年的636亿日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0多亿日元，2008年达到8090亿日元，剧增4.3倍，超过对华投资。

　　当然，2006年到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在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尽管制造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但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其他商业及服务业的投资也明显上升。非制造业投资的增加标志着日本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今后的投资方向将从现在的制造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不过，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业投资又大幅度下降。

　　刺激投资因素增强

　　当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特征表现为，在以往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基础上，对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份额增大。可以说，这种动向反映了中国在发挥“世界工厂”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巨大的“世界市场”潜力。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开放，日本企业开始相继进入零售批发业、金融领域以及其他服务领域，对华投资正在从以往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转向“制造业及非制造业并存的投资”。后危机时代，制约日本对华投资的因素有些在消失、有些在减弱，而刺激日本对华投资的因素在增强，机遇大于挑战，处于低潮的日本对华投资可望走向新的起点。

　　1.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

　　第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国内正在积极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要以人为本，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在这种大方针的下，中国将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对引资更加慎重，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很难进入沿海地区，这对外商投资无疑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外商投资质量会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小，随着新投资领域的出现，投资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这又为日本对华投资提供了机遇；

　　第二，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复苏。目前，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在减弱，在各国政府实施的积极的金融财政策刺激下，世界经济终于出现了转机。例如，日本国内经济恢复势头平稳，但仍有变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也出现复苏苗头，但市场仍然疲软；中国实现“保8”目标已无悬念，但完全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源自美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影响世界贸易的恢复。而且中国企业还面临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后危机时代，中日双边经贸合作还面临许多挑战。

　　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众所周知，中日经济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的范围。中国从日本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然后销往美国、欧洲等最终消费地区，形成了“日本-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欧美”三角形贸易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很不合理，加重了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需依赖度，但这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和世界经济紧紧地融为一体。世界经济的复苏自然会给中日合作带来新的机遇，自然也会给日本对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东亚共同体构想给后危机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带来了又一个机遇。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在这种大理念的冲击下，过去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繁荣之弧”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削弱，也就是说，制约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不利政治因素降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意味着日本将更加重视亚洲，更加重视中国。

　　第四，未来日本对华投资的领域与区域极其宽广。在机电、化工、家电、服装、金融、保险等目前已经进行投资的各种领域，仍有巨大投资潜力，此外，汽车，特别是节能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核电站等领域将成为未来中长期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领域。上述领域实际上都与能源环境相关，在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全球关注、减排成为重大历史课题的今天，中日两国在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加强合作也是历史的必然。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同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在能源环境领域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潜力。日本在节能环境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明显技术优势，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日本对华投资区域来分布很不平衡，在东部地区集中扎堆，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成长蓄势待发，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倘若以沿海日资企业为依托，逐步向东部地区的纵深以及内陆地区扩展，则大有可为。

　　2.几点建议

　　A政府层面

　　经过长期的合作与磨合，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市场轨道，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作用，但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目前出现的日本对华投资的低潮以及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困难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策这只手”进行调节。中日两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应利用各种手段支撑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以官促民，官民互动，才能使日本对华投资从新的起点走得更好。

　　从政府层面看，应做好以下工作：推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设立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推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首先建立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订将会使中日韩三国企业的相互投资更加顺畅，自然会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顺利发展。中日双边要在节能、环保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必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节能环保领域公益性较强，而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政府进行前期投入十分必要。为此，应积极推动由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的设立，在资金方面支撑中日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日前，在“第四次中日能源环境综合论坛”期间，这一议题又被提起。希望中日有识之士共同来推动这个基金的设立，共同推动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的设立。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到中日韩或者东亚区域能源环境共同体。建立能源环境共同体是最容易实现，也是最迫切的，也最能体现中日之间、东亚各国各自的共同利益。东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类似欧洲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她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雏形建好了，再循序渐进地向FTA/EPA、共同货币单位、共同货币的经济共同体方向扩展。

　　B企业层面

　　从企业层面来看，最关键是要对中国和中国经济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应有正确理解。构筑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潮流。中国如果能完成这次转型任务，国民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会迸发出更大的力量。外国投资者也会相应得到更大的回报。

　　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若干变化，但中国的投资魅力没有变，而且潜在的回报率会更高。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远比印度、越南要好。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考验，已经市场化，基础很好，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经验也比较多。曾经，日元贷款、能源低息贷款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道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此前，日本企业已经向中国投资高达650多亿美元，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建立起了紧密的配套关系。

　　目前，中国市场正从潜在市场走向现实市场，是最容易获利的时期。恰在这时，日本却减少对华投资，转而向印度等国得不偿失。举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恰当的例子，好比日本企业帮中国栽了一棵树，前期的浇水、培育、管理工作已经做完，现在开始结果了，如果再浇点水、再施些肥，就会结出更丰硕的和更多的果实，但在这种时候，日本企业却因为刮了点风、降了点温就惊慌失措，减少投资、甚至撤资，转而到更远的荒山去拓荒栽树……这种做法充满着风险，也未必能获利，说不定树栽完了，别人却去摘了果实。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再加上中华经济圈市场要远比印度、越南等国成熟得多，厚重得多。建设北京至哈尔滨的工业走廊要比建设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更现实。日本企业积极参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风险更小，获利会更直接、更容易、更大。

　　期待中日两国政府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大目标下，尽快设立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构筑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为中日经济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也希望日本企业，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复苏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新机遇，审时度势，在新的起点上扩大对华投资，为互利双赢的中日经济合作做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