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局长:改革真正阵痛期已经过去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回应本报报道

　　城管将在体制突破上全程加力

　　本报记者 孙文晔

　　11月16日，本报调查版发表了《城管变法能否自救》一文，当日9时，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车克欣便看到了此文。对于文中反映的问题和基层城管队员的困惑，车克欣做出了回应。

　　关于职权：

　　“休克疗法”为“废旧立新”赢得了时间

　　如今，城管有涉及13个领域的300多项执法权，有人说这是城管扩权。对此，车克欣解释说，目前，全市各行政执法部门共有处罚权5000余项，执法队伍50余支。城管部门的300多项处罚权，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大，只不过处罚职能覆盖面较广。

　　她认为，实行“相对集中行政执法”，不仅避免了多头执法、交叉执法等问题。更使得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避免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车克欣说，城管部门本身没有审批权、收费权等权利，这使得它能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更容易从城市管理的大局着眼，顺势而为。

　　“比如，对一些‘陈旧’的法规，我们在执法中采取了‘休克疗法’，这为立法上‘废旧立新’赢得了时间。”车克欣说，城管部门很注意发现问题，并把相关情况反馈管理部门和立法部门，以便为政策和法规修订提供依据，这是城管部门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贡献。

　　关于摊商治理：

　　城管正尝试对不同功能区实施差别化管理

　　“首先，认为城管是小贩的‘天敌’，实际是个误会。北京城管有300多项职能，对无照经营的处罚只是其中一项。”车克欣说，由于城市资源有限，摊商治理是个世界性难题。国外对摊商的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限时经营的办法，发放牌证或者收取一定费用，并多由警察、消防等部门维护秩序。

　　“我们曾经对在首都街面谋生的群体，进行过专项调研，并把相关意见反馈至管理部门和立法部门。”车克欣说，城管部门其实早已对“六小服务业”采取了分类疏导的措施，并积极引导商贩入市，这些都有成功的实践。目前，城管部门正在探索对不同功能区，实施区域差别化管理政策。

　　关于体制：

　　今年制订了《北京市城管执法队伍基层建设纲要》

　　有些专家认为，城管不是“垂直管理”而是“属地管理”，基层城管大队隶属于区县，某些城管支队隶属于街道，影响了管理水平。

　　车克欣介绍说，北京开过五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市区两级，以区为主”的管理模式一直没变过，主要是考虑城市管理要因地制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也是城管执法与公安执法、工商执法的区别之处。

　　车克欣说，事情都有两方面。我们一方面鼓励区县城管大队灵活探索适应区域发展的执法模式；一方面也要避免对这支队伍只考虑便于使用，而忽略长远规划和人员管理。

　　为了弥补这种“重使用轻管理”的倾向，今年，市城管执法局制订了《北京市城管执法队伍基层建设纲要》，已报上级部门。

　　是否“取消城管”

　　真正的阵痛期已经过去了，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从城管执法试点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来，政府自身的改革一天都没停。我感觉，真正的阵痛期已经过去了。”对于“取消城管”的提法，车克欣并未回避，她认为推倒重来已经没有必要了。

　　她说，眼下城管执法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将改革深入下去，在体制突破和队伍建设上全程加力，由短跑变成长跑。

　　虽然长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但她对这项制度本身充满信心。她说，从改革的初衷看，城管试点，在解决机构重叠，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上，与“大部门制”是完全一致的。从实践效果看，也经受住了奥运会、国庆60周年的考验。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城管地方立法进程，如果本市能将《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由政府规章上升为地方法规，将为城管执法实现长效管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车克欣说，市委市政府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战略性规划，相信城管执法部门将更好地适应首都城市发展的需要，推进城管队伍科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