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的责任心，还体现在要有爱心。爱心表现在哪里？慈善捐款是一个方面，为企业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为企业困难的员工解决实际困难，也是一个方面。“我们企业有个困难职工基金会，它是从政府奖励给我们企业家和奖励给我这个老总的钱里头，我们拿出80%来成立的。现在有1000多万的钱存在那里，每年会拿出50—100万解决困难员工的问题。像‘5•12’大地震，我们有36个员工是四川汶川的，我们就给予救助；企业每年都有人得白血病，我们都是从这里拿出的款项”。

　　《浙江工人日报》社副总编俞柏鸿表示，随着社会法制的逐步完善，大众不应该用道德的“冷暴力”，强制富豪把自己财产分给社会或者穷人，也不能简单地从捐款方面考量富豪的慈善尺度，慈善也并不等于就是捐钱。

　　“我不赞同企业家轻易而盲目地捐款，当王石被谴责的时候，我是支持他的，捐多少是他自愿的选择。”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认为，一个人要尽责任，需要面对自己、员工、客户、社会（包括社区）、政府等五个利益相关者。一个企业家就是在这五个利益相关者之间选择平衡，因此企业家的捐款行为仅仅是尽到了五个利益相关者中的“社会”这一环节，但这个环节的重要性却并非是第一位的。

　　“显然员工工资、政府税收、客户合格产品的重要性应该排在社会这个利益相关者前面。如果说对员工、政府、客户、股东尽到责任了，我觉得80%的责任做到了，而且比社会环节更重要。”

　　“至于捐不捐款、在什么场合捐款、捐多少，很多情况下是‘首富’的自由。或许‘首富’们捐了很多，只是并没有让大家知道；现在不捐也不代表以后不捐。”

　　第二问：财富属于个人还是社会？

　　答：从法律层面属于个人，归根到底属于社会

　　 “财富属于自己，这是法律规定的。”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说。谈及首富是否必须上慈善榜，财富的归属问题引起了大家探讨。

　　 “说到底，财富是社会的。”学者傅国涌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说，财富的确属于私人财产。但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财富是超越有限的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是目前很多所谓的富人无法消耗完的，最终还是属于社会的。

　　多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热心读者朱强荣则认为，财富必须先是个人的，当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生存的条件，满足了自己家庭的所需，满足了对企业的发展后，这个财富就变成了社会属性。百万财富属于自己，亿万财富属于社会。

　　陈妙林还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认为如果中国将来《遗产法》实施后，捐赠情况会更多。“美国的遗产法规定你要拿出现金来交税，比如说我有资产十个亿的酒店，需要缴20%的继承税，也就是说我女儿要拿出2个亿来继承这10个亿，2个亿是现金，10个亿是固定资产，所以可能会愿意捐款。”

　　第三问：富翁尽责，还有有哪些方面？

　　答：没有唯一答案，条条大路通罗马

　　胡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企业家还没学会‘花钱’”。他委婉地指出了很多企业家忙于创造财富、解决就业，还没有精力和意识顾及更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仅仅指捐赠，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创新的方式来演绎。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用王阳明的“求诸己心”来说明这一道理。

　　倪捷：做爱做的事，求诸己心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回顾了这段时间的战果：两个礼拜前去美国考察电动汽车，越看越兴奋，他不吃不喝两天拷贝人家的数据；两个月前，他在写《电动自行车社会责任报告》之二《中国大众交通变革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责任》，一篇长达42页的论文；更早前，他在写《责任报告》之一《交通安全数据分析》；他还在写《责任报告》三，关于电池降解减少环境污染的……

　　倪捷也给社会捐款，也给孤儿提供教育经费，也给困难员工送温暖，可研究自己的产业，是工程师出身的他骨子里的乐事儿。他说，每个人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的尽责任方式。

　　他这些研究的后面，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寻找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包括将来太阳能设备的废电池降解方案，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全球将出现严重的“铅”污染。

　　陈妙林：公司有40多家高档酒店，我只有一套房

　　“汶川大地震我们公司只捐了500多万，不是不想捐，而是我不想‘露脸’”。

　　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说，捐点款也不容易，得考虑别把人家更大的公司盖过去。可他“散财”的欲望实在强过常人，怎么办呢？偷偷做好事、自己成立救助基金会等等都行，除此之外，他还以每年2%的速度在“送股”。

　　“我把股权逐渐送给公司管理层，已经送了36%，最终自己只想保留34%。”

　　“为什么？希望公司其他人就有机会否决我。因为我会老，不一定每个决定都正确，但公司只有一直执行正确的决定才能越来越好。”

　　帅新武：他是个很帅的农民

　　华凯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帅新武说“我是个农民”。他讲完后，在座好几位晚报热心读者都“啧啧”赞叹，说“我喜欢帅总这样的农民”。

　　从2007年开始，他从一个大集团的运营官，转型做了“农民”。两年多时间，华凯流转了3万多亩土地，做了13个新型农场。举个例子，他们刚去海南做新型农场时，当地农民年收入只有一、两百块，现在则有15000以上，增长了近100倍。

　　帅新武说：中国最主要的人口构成是农民，农民贫穷的问题谁来解决？我们注意到，政府可以进行政策引导，但关键得让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所以我们走了这条路”。

　　方毅：慈善是一种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