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的真正“短板”不是科研，是教研

　　中国青年报近日在其职业教育版上连续刊发两篇关于高职院校搞科研的文章，一篇为报道，题为《谁说高职院校不能搞科研》，另一篇是评论，为《勿让科研成为高职院校的“短板”》，不看内容，只看标题，也能略知其详：高职也可搞科研，且要大力发展科研。

　　《谁说高职院校不能搞科研》一文，介绍了一些高职科研的典型例子，比如，番禺职院利用政府推进的“番禺区百名科技专家进驻企业”项目，建立了由学校和政府签署协议的“教师入驻企业”长效机制，该校熊茂华等5位教师分别进驻广州城鼎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投身企业生产研发，做强技术服务。同时也借专家之口，界定了高职院校科研的方向与“优势”——有专家称，高职科研与其他高等院校从事研发的不同在于“类别方向”，而非“水平高低”。“前沿、高尖端型的科研不适合高职院校的实际，一线生产、技术管理、操作能力方面的项目研发对我们而言更有优势。”

　　而《勿让科研成为高职院校的“短板”》一文，一口气说了高职开展科研的四大需要：一是校企“双赢”合作的需要。二是引领企业行业发展的需要。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四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

　　看完这两篇文章，我想起了曾经从一个幼儿园教师那里听到的、分管教育局官员发表的关于幼儿园老师也要开展科研，科研不能成为幼儿园“短板”的高论。印象中，也提到几个需要，包括提高幼儿园培养质量的需要，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提高幼儿教师能力与素质的需要，等等。

　　在如此需要下——其实还可以加上其它的现实需要，比如教师评职称的需要、学校申报基地、树立科研品牌形象的需要——我们已经目睹了从幼儿园教师开始的论文情结。现在，高职院校经历最初的发展阶段后，也不甘寂寞，想用科研来提升学校品牌，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了，高职院校在旺盛的“需求”之下，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力进军科研领域。但在笔者看来，高职的这种办学方向，十分令人忧虑。

　　表面上，高职开展科研确实有“空间”，也有“需要”，但其实，上述高职开展科研的需要，与幼儿园老师开展科研要写论文的需要一样，是高职相关人员不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而对社会的需求会错了意。高职院校的存在，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功能是培养人才，其对社会的贡献，是通过培养优秀的高职人才来实现，而不是再在人才培养之外，去开展科研——虽然有关人士说，开展科研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从重点大学的科研实际看，科研几乎从来不为人才培养服务，倒是一直在与教学抢时间、抢精力，以至于教学在科研的挤占之下，在学校中没有地位。

　　高职要提高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度，不是加大科研，而是要加大教研——这其实对所有教育机构都是一样——教学研究，当然广义上也归为科学研究范畴，但现实中，教研却在科研中被边缘，甚至被遗忘，就是在专门研究教育的机构，教学研究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文汇报11月30日一则报道提到，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研究，本是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强项，但现在早已被边缘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110多个教师中，真正在搞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只有4人。据说在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院系，搞语文教学专业的，也不到全部教师的十分之一。而且，但凡与中小学有关的学科（比如“教学论”），就难登“大雅之堂”，因为以“研究型”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不够档次。

　　高职教育发展到今天，教育教学质量并不令人满意。高职教育的核心关注点，应聚焦在教学中，鼓励并引导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和创新，就是开展科研，也是为教育教学改革服务。笔者前两天去西安欧亚学院，听该校教务部门负责人谈教学改革，其中几个案例表明教育教学改革正为教学注入活力，由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打下基础，比如关于计算机教学，该校正改变以前“一刀切”的做法，而尝试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不同内容、难度要求的计算机课程；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一门课尝试由五位教师授课，并采取案例法、参与式教学模式；体育教学中，老师将传统的综合式授课方式，改为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篮球、健美操等不同科目的新方式；这些教学改革，深受学生欢迎。

　　人才培养是所有高等教育学校的唯一核心功能，所有的其他事务都应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从大学的办学实践看，如果高校不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来开展办学活动，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人才培养成为真正的“短板”。作为学校的立校根基都已动摇，其它的再强，也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