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一个NGO眼中的全球环境议题

　　李波：一个NGO眼中的全球环境议题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实习记者/娜迪娅

　　打开谷歌，搜索“哥本哈根”，查询结果页面最上方的第一条链接，是哥本哈根市的电子地图，第二条链接指向的，是一个域名为www.cop15.dk的网站。

　　进入这个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COP15——Copenhagen几个大字。COP15，指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这次会议将于12月7日到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视线继续往下，在首页上半部的醒目位置，“非政府组织”的链接赫然在目。

　　对这个词，我们早已不再陌生。几十年来，非政府组织们（NGO）正在社会重大议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G8首脑峰会到世贸组织谈判，从环保议题到消灭贫困。普通公众从媒体上，从自己的身边，正越来越多地看到NGO的身影，甚至你我自身也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11月17日，由国内七家NGO牵头组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小组”在北京联合发布了《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这是一份由自然之友等七家核心机构牵头起草，后由近40家民间机构参与讨论、修改并联合署名的文件。据称，它代表了中国民间机构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认识和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

　　中国本土的NGO们，似乎也正在尝试着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参与真正的全球议题。

　　国际视野，本地行动

　　作为最早在中国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成立，它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是清末改良派领袖梁启超之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15年过去，自然之友已经拥有了上万会员。

　　而自然之友现任总干事李波，似乎是一个“新兵”——2009年1月，他才刚刚加入这个中国NGO中的“老部队”。

　　但李波自己，却把自然之友比作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学生。

　　“在其他国家中有经历了上百年变迁的环保民间组织，它们见证和参与了一个国家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比如美国的塞拉俱乐部，或者叫山峦俱乐部，它也是一个会员制的环保社团。如果把整个中国十多年的民间组织发展比作‘幼儿园’的话——我们十五年的历史，可能也就是‘幼儿园大班’的。”

　　当李波接受总干事这个职位的时候，他清晰地感到使命感的压力：“我们这个国家的民间组织不能总是维持在幼儿园的水平。这个国家的公民社会需要有延续性，需要有积淀，中国本土的公民社会不能就像一片丰产林，几年之后全是新的树苗。”

　　李波说，他希望自然之友能够不辜负公众的期望，把这个组织稳定地承接下去，在历任总干事和理事会的带领下，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新的需求，快速回应新的挑战。

　　面对哥本哈根会议这样的全球议题，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用前面提到的那份《立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在李波看来，中国的本土民间组织虽然缺少国际视野，但他们在国内的行动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都很大。

　　李波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通常来说，在类似气候变化这样国际议题上，都是一些国际组织走在最前面，他们更显眼；而国内的民间组织，他们的可见度会低一些。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有一个国际的背景，国内的组织在信息的交换上有语言的问题、渠道的问题，还有资金的问题，没有国际组织来得快，所以他们就显得弱小一点。但是这对草根民间组织来说，并不是什么弱项。气候谈判和国际政策的倡导只是全球气候挑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地的行动才是应对气候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所以，对本土和草根的民间组织来说，更大的优势是能够真正体现 “国际视野，本地行动”的原则。

　　“其实国内组织的能量蕴藏得最深，因为他们和各个地方，各个社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本土联系。 他们土生土长的合理性，使他们对本地问题的看法具有一种更天然的优势”，李波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的本地民间组织来自全国各地，比如说中国西南，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山区百姓面对的问题很多。气候变化带来诸多的环境改变，导致水土流失、滑坡、干旱、作物减产和病虫害等一系列问题，当地人第一时间就能从细微的变化中察觉到环境的变化， 他们对自然的变化最敏感。

　　私利也能推动公益

　　李波认为，要想建立一个“低碳社会”，公民不应该只是低碳社会被动的接受者和等待者，而应该是参与者、呼吁者和监督者。

　　自然之友目前正在推动一个名为“低碳家庭”的项目。这一项目在全国挑选一百个家庭，发给这些家庭一种用电测量仪，可以把家里面的用电消耗情况进行仔细的记录和分析，然后通过与一家门户网站和一家媒体的合作，在网站上建立一个“圈子”，让这些家庭可以分享数据，进行讨论，做一些创新的实验，探讨家庭节能减碳的方法， 呼吁和家庭节能更相关的政策。 这样可以把节能减排这样一种大的政策和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结合起来，让他们也行动起来，真正通过行动来理解大的问题。

　　“做到绿色、低碳牵扯到很多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问题，需要企业、公民、政府一起行动。通过这样的尝试，我们积累了数据，可以以此作为基础和一些政策制定者和生产用电器的商家交流，也可以有助于探求一个问题在大的尺度上和小的尺度上应该怎么样来连接，”李波这样总结。

　　垃圾是重大的碳排放源，而垃圾处理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难题。简单的“一填了之”使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很多其他的居民又担忧在自己的社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会污染空气，影响自己的生活。为此，自然之友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行动，呼吁实现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前端处理方式来最大限度地解决垃圾问题，减轻后端处理的压力。

　　李波说：“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表明，轻视前端处理的垃圾政策是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

　　李波告诉记者，在接触北京周边地区面临垃圾困扰的社区时，他曾经遇到过一位特别的社区代表老王。老王认为自己获得公开信息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所以到政府部门去，要求信息公开。但在表达这样的诉求时，他发现媒体和官员都会把他们的诉求和业主对自己房产价值受损的私利联系起来。 而政府在考虑垃圾管理的综合措施的时候， 是站在解决城市垃圾, 一个似乎更高的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这引起了老王的思考。

　　不久之后，为了准备世界地球日的环境活动，老王所在的社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讨论大家面对垃圾问题该做些什么，他们开始学会站在公益的立场表达对环境保护的诉求：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怎样才能在表达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又将自己的眼界放在一个公益的立场上呢？随后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城市垃圾研究，收集信息，翻译资料，组织专家讨论；开始超出自己小区的垃圾问题，探讨整个城市的垃圾处理策略与自己小区的关系，从全市的垃圾策略中寻求新的出路。

　　老王所在社区的思考和行动远不止这些，他们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因为每个人都扔垃圾，但是每个人又都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大家在反对既有方案时，怎么一起来寻求更有利于大家的可替代方案， 支持有效的垃圾分类和减量，让每个家庭和社区都参与进去。像监督减量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要求相关信息的公开和听证等都是公众可以采取的合法措施，可以促进全市的垃圾综合处理政策最大限度地挖掘前端减量的潜力，从而减轻后端的压力。

　　“老王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些事情中逐渐地悟出了一些道理，当你站在一个公益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汇集到一个大问题的解决者力量之中”， 李波说，“这些个体，他们当初参与进来也许真的是出于一种私利的角度，但是当他们从激愤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变成一个个真正的公民，学会理性地面对，理性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参与到讨论中。环保事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对恶劣的环境和健康条件提出问题，即便是带有情绪的，也未必不好。 这一方面是他的表达权，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学会理性诉求的开始。但重要的是应该逐渐提供这样的空间。当你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你会开始去关心，去发现一个更大的，更符合群体公益的需求，这时多数人会因这样的目标而深受鼓舞；然后会有更强大的一种动力，去理解别人；最后大家一起形成一个理性诉求的合力，建设性地把问题推向更有利于环境、社会和公益的方向，这就是环保行动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