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的赞歌——评长篇小说《红旗谱》

　　时间：2009-12-07 03:44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7年（1949年—1966年），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期间，小说创作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和表现革命历史斗争两方面。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集中出现了一大批反映这两方面题材的长篇小说力作，而梁斌的《红旗谱》作为一部反映农民革命运动的长篇巨著，无论其描摹农民生活还是书写革命风云都达到了创作的高度，从其发表始，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将近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部小说时，依然深深地感受到它在质朴的乡村生活书写中充溢的深沉的革命激情。《红旗谱》描写的是1927年前后冀中城乡的革命历史图景。我们知道，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当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处于低潮，但梁斌恰恰选择了这一时段作为其历史叙述的时代序幕。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早期革命运动以城市工人罢工、起义为主，在城市工人暴动失利的现实图景中，梁斌又选择了星星之火尚在初燃的农村革命运动作为自己表现的核心。

　　小说的开头“楔子”一节，叙述了乡村侠士朱老巩为保护将被地主冯老兰（冯兰池）霸占的锁井镇村48亩地而献身的义举。小说主体部分是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抛乡别井25年后重回锁井镇村为父报仇，要和冯老兰决一高低。小说理论家纳博科夫说过，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有三重身份：首先是一个教育者，还应该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从小说技术层面讲，他（她）还应该是一个魔术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说除了讲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讲。《红旗谱》的历史叙述具有明确的教育意义，而其叙述历史的笔力更见证了《红旗谱》作为小说本身的“这一个”的独自的小说的“故事”能力与审美意义上多姿的“魔术”意味。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的篇首说，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主体是农民。《红旗谱》的表现对象是从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梁斌在表现农民的革命性时清醒地意识到农民与生俱来的乡土特性。我们不必忌讳17年间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很多犯有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革命主体往往具有高扬的革命性，而丧失了其作为主体的“人性”与主体社会生存方式相对应的精神特性。《红旗谱》的文字始终浸透一种浓而且浑的乡土情韵。“浑”正好与那种肤浅的“清”（单一）相对照，映照出乡土生活的复杂与多层，映照出不同的乡土人生中所呈现的不同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朱老忠的坚强、严志和的自私、老驴头的势利与懦弱，各自因自己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各有其性。就是描写敌对阶级的地主冯老兰，作者也没有把冯老兰写成一个无恶不作的简单的“恶人”。冯兰池、冯金堂父子不同的生活观念也显现出当时上层人物不同的生活态度。年轻一代中，作者也分笔运神，恰切地描写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与行为方式。春兰与严萍，同是女性，一个是村野哺育的农家少女，一个是书香门第培养的知识女性，她们对爱情都有执着的追求。春兰为了同运涛志趣相投，同时表达自己对恋人的炽爱，会在衬衣上绣上“革命”二字，骄傲地走在人前，而不惧人人争相前来目睹“革命”。这和乡村少女泼辣、火热的情爱表达相符；而严萍喜欢江涛，只是默默地送他走出自家门口，用恋恋不舍的目光送他远去。知识分子女性的含蓄、矜持的爱情表达正恰如其分，梁斌显然有意识地让不同人物显示出不同的个性。

　　同样，作者在表现城乡不同的革命图景时，各有各的热烈、各有各的情致，尤其是乡村革命的表现更具内涵。在同时期有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都写到了乡村革命，但传奇化、夸张化的倾向突出，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等，梁斌的表现手法判然有别。乡村生活有喷涌的革命浪潮，但生活之流更多的是平静、平缓。《红旗谱》主要写革命运动主要集中在“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三个事件。前两个事件反映的是乡村革命，后一个反映的是城市的学生革命运动。前两个事件争斗的双方就是朱老忠和冯老兰。在“脯红鸟事件”中，号称地方一霸的冯老兰爱鸟，朱大贵（朱老忠的大儿子）等几个孩子捉到了一只脯红鸟，冯老兰想据为己有。于是派出管家去收买，但孩子们坚决不卖。面对此景的冯老兰竟然束手无策，只会在自家院子里捶胸跺足，这和通常恶霸的强横显然相距甚远。脯红鸟最后被猫吃掉了，但小说并没有明确地写出这是冯老兰所为。有论者也提到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不是说冯老兰像不像恶霸，而是在于作者运笔的分寸感。“脯红鸟事件”可谓一石三鸟。一方面，这是为朱老忠和冯老兰之间的矛盾造势，小说没有在开始就写得二人针锋相对，矛盾的蓄积为后来“反割头税运动”中朱老忠的勇敢蓄势、铺垫；另一方面，这也把冀中一带乡民爱鸟的民俗民风做了巧妙的展示，乡村生活情韵可见一斑；再一方面，这是几个孩子的所作所为，朱老忠的后代和严志和的后代，朱大贵、二贵和严江涛、运涛从小的情谊，为之后朱老忠作为“精神之父”的出现铺垫了生活基础，而革命的谱系相传也更有了生活现实与阶级精神的根基。

　　《红旗谱》在艺术上重视文学的民族形式。小说以锁井镇村两户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组织并提炼故事情节，结构虽然不是章回体，但有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布局技巧，每部分六七千字，相对独立，各部分之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刻画人物形象，主要采用古典小说常用的通过人物的行动，特别是人物的对话，以粗线条勾勒人物，但又适当吸收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通过静态的叙述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工笔细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方面，小说从词汇到语法，都注意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生活化，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尤其是对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与风景画的描摹，使作品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

　　新历史主义理论者一直强调历史叙述与叙述历史之间的差异与整合方式，《红旗谱》作为一部讲述中国革命历史的小说，无疑在历史与小说之间都取得了相应的平衡，当然，小说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一旦作为“革命者”，受其“质”的规定性，性格有些不再丰富、复杂，不过瑕不掩玉！

　　赵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