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税催征时代村支书群体如何实现服务转型

　　不收皇粮不征税，服务转型勿缺位

　　——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中篇）

　　无税时代，乡村党群关系出现疏离冷漠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中，听到一些村支书用顺口溜形容现在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和部分百姓对待村干部的态度。湖南一位村支书说：“无病无灾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出了问题就告你。”河南一位村支书说：“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在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的记忆里，前些年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工作被戏称为“催粮要款、刮宫流产”，五爱村每年的税费就要3万元，村干部要忙活大半年。这几年不收公粮、不收农业税了，很多人认为村干部已经可有可无，认为村级党组织作用不大。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上营村村支书陈富民说：“现在的农村社会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村民各挣各的钱，各过各的日子，生产、生活基本不再依靠村集体，干群党群关系自然就远了，许多村民并不关心村支书是谁。”

　　采访中，许多村支书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村支部、村支书与村民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紧密，而是若即若离，甚至冷漠疏离。这源自改革开放30多年间，农村经济社会相继出现的三大变迁，即土地承包、外出打工、取消农业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伴随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一些地方的干群双方离心力日益加大。农村税费改革以前，除了抓计划生育，村两委与广大农户间能够形成的主要经济关系也就是三提五统、催粮派款了，干群关系也因农民负担加重、干部作风粗暴而在税费改革前一度趋近燃点。

　　税费改革以后，这一对紧张关系被陆续跟进的各项惠农政策不断稀释。尤其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不再向农民“伸手”，国家转而建立面向农村的转移支付体制，使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基层进入无税时代后，由于经济联系被切断，乡镇政府与村级基层组织也由以前的管理关系转为指导关系，农村公益事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由原来的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村里“一事一议”来完成。天津、湖北、湖南等地的村支书说，催粮催款在以往是乡村两级干部首要的工作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只要支书一声吼，群众都得跟着走”。现如今乡村干部的角色由“催征员”变为“服务员”，乡村干部的权力被削弱，工作手段也相对弱化，“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近年来，中央出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低保等政策，绝大部分采取“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直接将资金落实到户。这种补贴方式有效杜绝了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作用。不少群众形成一个印象：党中央好、国务院好，就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好。

　　在这种政策和体制巨大变迁的背景下，一部分村支书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有种失落感和困惑感，无所适从。在河南、湖北、云南、重庆等一部分农村，有些村支书缺乏接触村民的压力和动力，村民也很少见到村支书走村串户的身影，干群鱼水关系变得形同陌路。

　　江苏洪泽县高良涧镇浦庄村82岁的潘文军，有着55年党龄、做了20多年村支书。他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村支书时，每天都在农家跑，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哪家有什么矛盾，都十分清楚。现在的村干部，平时基本见不到，遇到也是巧遇。我们不知道他们整天忙什么事情。”

　　乡村公共服务缺位呼唤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

　　不收税了，不硬性管理了，是否就意味着村级党组织无所作为了呢？调研中，一些“三农”人士认为，无税时代客观上呼唤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能适时重新定位，应由以往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并尽快走出转型之惑和转型之痛。

　　长期以来，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严重短缺，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公共服务。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国家对农村长期奉行多取少予的制度安排，政府财政多是建设型财政而非公共服务型财政，而且财政投入长期牺牲农村保城市。基层政府和组织也普遍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理念，忽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酝酿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农”专家赵树凯曾就乡村治理与乡村组织课题组织过调研，当问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许多农民的回答是：对干部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收点钱就行了。似乎这些村民给乡村干部的定位，就是收钱的，而从来就不是服务的。

　　今天的农民果真不需要村两委组织提供服务吗？不是不需要，而是指望不上。其实，放眼前瞻，在社会变迁转型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构成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阶层结构和职业群体不断分化，衍生着强烈而丰富的新需要。依据赵树凯的观察，农民对村落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大致向四个方向分化：第一类是水、电、路、环境等有关生活基础设施的，第二类是有关农业生产的，第三类是有关非农产业发展的，第四类是有关个性追求和个人发展的。赵树凯断言，农民基本需要的总体演化趋势，正在由家庭私人生活范围扩大到乡村公共生活领域，由基本生活需要层次向社区参与、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和个人全面发展层次逐步递进。

　　满足农民这些公共需要，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正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们大有作为的新空间、新平台吗？如何增强村级党组织服务功能，提升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需要深入研究和破解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认为，各级党组织应充分相信和依靠村级党组织，在工作上给予村级党组织更多的自主权，积极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搭建组织、协调和服务农民的平台。由于相当一部分村级党组织对公共资源和社会事务的调控管理手段有限，广大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组织能力较弱，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普遍较低。比如，在农民的房子越盖越漂亮的同时，有些村庄的公共道路等公益设施建设却跟不上；在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同时，有些地方的田间小道越变越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机具无法进入田间地头作业。而这些都需要村级党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来统筹协调，改善公共服务。

　　云南、河南、湖南、天津等地方干部群众呼吁，不仅仅是基础公益设施，看似已经个体化、自主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其实也需要村支书们服务到位。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民致富门路少，有了门路无资金，有了资金没技术，为他们提供产、供、销和科技、信息等全方位服务显得尤为迫切。陈克恭建议，各级党政组织应把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鼓励支持村级党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中介服务组织。按照“支部+协会+农户”、“组织+基地+农户”等模式，依托一定的产业链条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要有服务之心，也要有服务之力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欣喜地发现，近年广泛开展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强力加速了村级服务型党组织的创建进程，使许多地方的村支书和村民不再疏远冷漠，血肉联系重新密切起来。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在强化乡村两级服务职能建设中，陕西石泉县在乡镇和村都设立了便民服务机构，设在村上的便民服务室，可以为村民代办户籍、建房、婚育等几乎所有手续。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告诉半月谈记者：“从去年10月便民服务室成立以来，为群众代办的事项已有210件。村上的工作，我们村支书的服务，适应了农民需求，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贵州遵义更是在整个城乡大打“服务型党组织”牌，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三个服务”为创建主题，以构建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服务科学发展为创建任务。

　　江苏、重庆、云南等地许多村支书都强调“有钱办事”，认为这是村级党组织强化服务功能的前提条件。天津一街村村支书赵恩雨说：“为老百姓服务，办实事好事，光拿嘴说不行，就得有钱，有含金量。”对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而言，因为有经济实力作支撑，村级组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强。但西部大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连自身正常运行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为群众兴办公益事业，群众从集体得不到实惠，对村级组织自然就缺乏信任感。而且，近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村两级债务负担凸显，有的乡村负债高达上百万元，资金缺口难填。村支书虽有服务之心，却苦于无力。陈克恭等人呼吁，各级党政组织应探索建立经济薄弱村财政专项扶持保障制度，逐步健全扶持发展村级公益服务体系的制度，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帮助支持村级组织提高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同时，不断完善农村兴办公益事业筹资筹劳“一事一议”制度，规范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

　　“时代在变，但是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没有服务型的党委，就没有服务型的政府，也不会有老百姓真正的满意。”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熊宗仁指出，目前我国已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但还没有鲜明提出要建设“服务型党委”或“服务型党组织”。新时期党建工作应顺应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所需所盼，从基层开始创造性地探索以“服务型党委”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有为才能有位，勿越位也勿缺位。在无税催征时代，身为领头雁的村支书们，选择了乡村公共服务，工作天地必将为之一宽，也将会重温与农民朋友之间久违的鱼水深情。（记者陈钢伍晓阳 皮曙初 谭剑 秦亚洲 王晓磊）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