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哥本哈根三方“演义”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关键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需要逐步适应上述局面积极争取气候变化议题的话语权”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贺炜、王子夔 | 上海报道
你一定记得，半个世纪之前，国际社会最大的恐惧是那场核武器竞赛---它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而50多年之后，人们对坚利的核弹头的恐惧感渐渐消退，却对气候变化这一本来属于“低级政治”范畴的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
追本溯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就已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关注者寥寥。冷战之后的十数年里，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国际社会渐渐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与我们渐行渐近。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不止是个环境问题，更是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问题，涉及议题复杂、国别多样、责任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使得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减排”即陷入僵局，再无重大突破。
如今，全球目光都聚焦于1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将拿出一个怎样的方案来开启“后京都”时代？而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强”---欧盟、美国、中国---如何“演义”。
欧盟：协调者
早在2007年，欧盟就已明确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1990年相比减少20%的减排目标，如果发展中国家有可比行动则减排30%。
对于这个目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薄燕认为，光看数据，它仍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有一定差距（后者希望截止2020年，发达国家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力争减排25%以上），“不过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这一目标仍然显得切实、诚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则进一步指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承担着“先锋”角色，“围绕哥本哈根谈判的气候政治越来越带有欧盟的色彩，就连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欧盟的政治倾向。”
领先，来源于欧洲已经深入人心的“环保”理念。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系主任陈建民教授告诉记者，在瑞典，人们的房屋外壁通常会安装一个大型的储水桶，在天晴时用于灌溉土地，这样既节约了水资源又节省了能源。“由此可见，欧洲人的环保理念有多深入”。
另一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欧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其态度积极的原因。《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第一期报告中已测算过：“欧盟实现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薄燕说，成本之所以较低，与欧盟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相关。欧盟很早就开始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可更新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非常高。北欧国家冰岛用煤发电仅占整体能源的20%，对于水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很深。
此外，欧盟作为整体具有一个他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内部减排成本分摊协议。欧盟成员国中并非每个国家都要做到减排20%，“富国”可以做得更多，为一些次发达国家分摊减排任务。
可以预见，欧盟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中仍会努力扮演“协调者”：试图说服半路退出的美国重回京都进程；鼓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减排。
薄燕认为，当前欧盟内部唯一可能产生分歧的问题也许就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额度。据测算，发展中国家为了达成减排目标每年约需花费1000亿欧元。那么欧盟能提供其中的多少？作为整个京都进程的领导者，欧盟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表态。
美国：游离者
自从2002年小布什政府决定退出克林顿时期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就被贴上了对国际公共问题漠不关心的单边主义标签。
在探讨京都进程将何去何从的关键性时刻，白宫终于宣布了美国最新的减排计划：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2005年相比减少17%。这个明确的承诺是奥巴马政府修正前任在气体减排问题上消极态度的一种进步，然而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
薄燕说，如果仔细比对美国和欧盟的目标，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点不仅是具体的数值（20%和17%），更为重要的是基准年不同。与欧盟以1990年为参照目标，美国以2005年为减排基准。如果换算为1990年，那么美国的减排量仅相当于降低了4%，远未达到国际社会的期待。
于宏源指出，美国身后还有一个“伞型”集团，这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形成的，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家，对于减排都相对消极。
美国对于减排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不想被一个在国际上普遍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额缚住手脚；它宁可自成体系，也不愿意恪守《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此外，美国也是打过算盘的。小布什政府在对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进行审查后提出的一份报告称，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成本，到2010年时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如果美国不参加排放贸易，则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份报告还说，如果美国内生产总值削减2%，则相当于1970年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如果削减4%，将使美国经济“从强劲的增长走向衰退，对全球经济也会带来潜在的重大影响”。
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能源结构中对煤炭的依赖很重。实施减排目标，必然要对能源结构进行大幅调整，经济成本很高。
可以预计，终于带着“一揽子”目标去哥本哈根的美国在推销自己方案的同时，估计仍会利用国内的政治压力为托词，“告诫”国际社会不要对其减排目标抱有奢望。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问题，美国在避而不谈的基础上，也可能重拾“将中国等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义务减排体系”中的旧调。
中国：主动应对者
11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减排目标：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全力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诚意与决心。
薄燕说，中国的这一减排目标与欧盟的承诺有两方面不同：其一是性质上的差异，欧盟的承诺是依据现有国际条款的规定所制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则有违背国际环境法之嫌；而中国的减排目标完全是一种自主的行为和自愿的承诺。
其二是数量上的不同。欧盟作出的承诺是指其总体排放量，而中国的减排目标涉及的是排放强度。
陈建民教授认为，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切合实际”。他说，中国以2005年，而不是1990年为基准年，是因为1990年的工业水平距今已经相差甚远：“若勉强而为之非但不能达到效果，也会对高度工业化增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得不偿失。”
薄燕的评价是，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京都进程的“积极响应者”，没有在国际上承诺对其构成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是源于其一直以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被动的、压力反应型的参与者，逐步转变成一个从容的、具有大局观的主动应对者。”薄燕说。
陈建民认为，目前，中国最关切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问题。温家宝总理此行也是带着明确的目标：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中期的量化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希望发达国家提供可以落实的资金与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节能减排能力的同时，呼吁发展中国家也尽其所能地采取减排行动。
在气候谈判上，薄燕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参照以往的国际环境谈判策略，以“77国集团+中国”的形式出现，以此增加谈判的话语权和筹码。也有可能联合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中印此前签订了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协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协议中已获得承认的合理要求。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关键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需要逐步适应上述局面积极争取气候变化议题的话语权。”于宏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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