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地皮大王”立传 教授还原83名清朝大亨

　　国家首次为“钱王”“地皮大王”立传

　　武汉教授还原83名清朝大亨

　　本报讯（记者李佳 通讯员曾艳）国家为商人立传，这可是头一回。乔致庸、胡雪岩及武汉“地皮大王”刘歆生等83名清朝商贾都被收入其中。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传记·类传·工商》已提交结项。该项目隶属国家清史编纂项目，跨越5年，由该校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主持。华中师大承担国家清史编纂6大项目，其他5项分别为《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文献初编》、《辛亥革命资料新编》、《典志·宗教志·基督宗教篇》、《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清史通记宣统卷下》，所承担任务之多居全国高校前列。

　　据介绍，对工商人物作系统记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尝试，历代史籍再未有过。重修清史，为商人单开篇章，是对传统官修史书的极大突破。

　　乔致庸是“富三代”，胡雪岩有其无奈

　　从朱英教授提供的最终名目上可看到，包括合传、附传及考异在内，共有83人入传，乔致庸和胡光墉（胡雪岩）都位列其中。据介绍，原定推荐名单中，为世人熟知的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只是“附件”，他的祖父乔贵发被列为传主。经调整后，乔致庸被确定，前两代乔家商人乔贵发和乔全美被删掉。

　　与乔致庸含着金钥匙出生不同，胡雪岩白手起家，是晚清第一代实业家。当时经商得不到政府法律庇护，得看官员脸色。“红顶”们选择依附官僚，实是无奈之举，也暴露了当时工商法治不健全的情状。

　　武汉“地皮大王”刘歆生也被收入

　　朱英介绍，83人多集中于江苏、浙江、上海一带，还有一些晋商、徽商。相较之下，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还比较弱，此次收录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地皮大王”刘歆生，一个是曾修建汉口水塔的“汉口头号中国商人”宋炜臣。

　　据介绍，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兴办洋务，为筹款而出卖公共地产。刘歆生购置汉口后湖方圆数百里荒湖。包括现今胜利街至铁路两旁不少建筑，都有刘歆生的投资。

　　“钱王”“大亨”财大却不敢“气粗”

　　不少工商人物以“钱王”、“大亨”享誉民间，但往往言而无证。朱英介绍，未经证实的坊间传闻不作收录，史学家们主要搜罗本人的文章、书信、书写的序、墓志铭和家谱等。但大部分清代商人笔墨难寻，存有私人日记的为数极少。

　　“并非名流，何以留迹？做商人始终不入流，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朱英介绍，明末清初，商贾崛起。连皇家去地方视察，都得指望这些商人“埋单”。而令人感喟的是，这些为后人津津乐道甚至顶礼膜拜的“大亨”们，内心却很“自卑”；尽管家财万贯，可他们财大却不敢“气粗”。

　　原来，清初重农抑商仍是社会主流。清商们很少著文袒露心迹，却往往仗义疏财，以期以“大善人”形象在地方志中赚得口碑、光宗耀祖。这模糊了他们本来的面目，也难为了史学家们。

　　朱英介绍，在山西寻访晋商史料时，专家们不得不从当地文物贩子手中购买商人家谱，而这些在档案馆里是找不到的。对于有些同皇家打交道的商人，还得查询清朝内务府档案。5年间，课题组成员走遍四方，还曾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搜寻。

　　600年来国家修史4次

　　我国历朝历代都有重视历史著述的传统，每当朝代更迭，新政府为总结前代历史经验，都要为前朝修史。2000年启动的重修清史，已是600年来第四次国家修史。

　　据了解，600年来第一次国家修史在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下令修清史，历时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

　　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1914年开始为清朝修史，由于战争、经费等原因，没有成书前即仓促杀青，取名《清史稿》。该书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因此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讹误甚多、观点偏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清史纂修，曾请清史专家规划清史重修工程，但因遇上“三年困难”时期，编史暂时搁置。

　　1965年，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又碰上“文革”，修史计划又告夭折。“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编史之事被搁置。

　　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学术文化日益繁荣，清史研究也取得巨大进步。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基本成熟。2000年，戴逸、李文海等十多位清史专家再次提出重修清史的主张，最终获得国务院批准。（记者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