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输赢不是最重要的

　　张起淮，北京律师协会航空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范后军的代理人。作为在我国航空法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对“航空黑名单”第一案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记者：一审宣判后，法院选择沉默，被告也不愿多说什么。如果抛开范后军代理律师的角色，您认为本案给中国法治建设留下的是什么？

　　张起淮：范后军一案，表面上看是一起消费者与公共服务企业之间的纠纷，但本质却涉及在公共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司法如何取舍，更涉及到司法如何限制被滥用的公权力，以及如何在保护公共利益与保护公民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飞速发展，成绩斐然。我认为，本案将会是对我国法治建设成果的一种检验。

　　记者：一审宣判后，很多乘客担心自己会被航空公司随意拒载。您认为，应该如何完善“黑名单”制度？

　　张起淮：许多人在关注本案的同时，其实都在考虑自己坐飞机时是否也会被无故拒载、被拒载之后如何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情形。这或许是本案给社会最直观的启示。

　　虽然至今我国还没有航空“黑名单”制度，但对于扰乱航空秩序、危害航空安全的特定人群的处理，我国各大航空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已经有详细规定。因此，我并不认为我国有急需建立航空“黑名单”制度的迫切性。

　　退一步讲，如果要建立的话，那么主体应当是有关司法部门而非任何行政部门，且应当给予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进行自我权利救济的机会。航空公司应当仅仅只有对“黑名单”进行建议、请示的权利。

　　记者：本案已经持续一年多，您对案件的结果如何看待？

　　张起淮：我当然希望司法最终给予范后军一份应有的公平和正义。但从更宽广的意义来看，官司的输赢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本案能引导社会对法治精神作更进一步的思考。

　　本报北京12月1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