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提案或令会议无果而终 中国不会牺牲发展

　　哥本哈根：发展中国家不高兴

　　《环球视线》独家连线前方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于庆泰

　　水均益：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尽管北欧是寒风凛冽，但是会议的氛围却是十分地热烈，甚至是非常的激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唇枪舌战，上演了一场有点儿超出人们想象的大戏。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第一个时段我们会就这个问题，连线我们在前方的记者，以及我们中国气候问题的特派代表，来谈论这个问题，同时在演播室还有我们的特约评论员。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有关这次会议上的一些唇枪舌战。

　　（播放短片）

　　解说：

　　12月8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第二天，一个阴影就已经在哥本哈根上空徘徊。一大早，一个暗箱操作的所谓“丹麦提案”的消息，就像瘟疫一样在大会会场里扩散，很多代表和记者都被“感染”，会议陷入了危机。

　　这份由西方主导的协议草案，内容竟是赋予发达工业国在未来气候变化谈判上有更大话语权，削弱了联合国在此问题上的应有作用，还抛弃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原则。该草案因此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与抵制。

　　迪亚平 77国集团和中国谈判代表团主席：

　　我们不会在一项不平等协议上签字，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协议，让全世界80%人口继续受苦受难。

　　解说：

　　为平息怒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不得不发表声明。

　　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战火还在熊熊燃烧，那边又硝烟再起。12月9日，中美两国的谈判代表展开了“激烈交锋”。

　　托德-斯特恩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

　　我承认，历史上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事实也摆在了我们面前。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有罪，或者是我们应该做出赔偿，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于庆泰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它不是一种慈善事业，是因为它作为问题的制造者，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谢谢！

　　解说：

　　综上所述，目前正在进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已经成为了一个火药桶，各个国家都手握着引信，展开了一场暗战。

　　水均益：

　　今天的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会议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团长谢振华先生，在会议期间由于技术上的失误，被三次拒绝入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苏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用英语说，“大会开始第一天我不高兴，第二天是很不高兴，今天是非常的不高兴”。有关这件事情，我们首先来连线我台特派哥本哈根的记者李宾，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李宾，你好。

　　李宾 本台特派记者：

　　你好，水均益。

　　水均益：

　　谢团长这次被拒，当然我们这次理解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苏伟副团长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有关这个情况能不能给介绍一些其中的实情？

　　李宾：

　　好的。其实根据大会的规定，不管是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是记者也好，都得佩戴一个带有数字条形码和照片的注册证。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也戴了一个，我们的记者证是黄颜色的，代表团官员的是粉红色的，但是如果代表团官员级别很高，是部长级别的话，他是不需要照片的。我们的谢团长就是戴着这样一个没有照片的证件进入会场，当时的安检人员可能有点业务生疏，或者是他们内部没有沟通好，觉得这个照片好像没有显示出他本人来，因此就坚决不让放行。后来代表团几次交涉，最后这个安保的负责人到现场才让代表团通行。但是一次也就罢了，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就非常地气氛，说也反映了丹麦方面组织会议本身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水均益。

　　水均益：

　　李宾，有关这次会议，刚才我们说到了唇枪舌战，硝烟味很浓，这方面情况你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的？

　　李宾：

　　今天，其实我的节目现场有幸请到了参加此次气候变化会议的，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的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他就在我边上，水均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于大使提问。

　　水均益：

　　好的，非常好，于大使，您好。

　　于庆泰 中国气候变化谈判首席代表：

　　主持人，你好。

　　水均益：

　　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当中，其中今天新闻里边比较密集报道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丹麦草案”，这个草案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不满。我这里也了解一些情况，比如说，它把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的上限和发展中国家一块作为一个峰值来要求，而且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意定量的减排目标和措施。其中还有一点，有关碳排放的一些资金援助权利要交给世界银行，而且发达国家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减排具体行动的好坏，来决定是否给予这个资金。有关这个“丹麦提案”，我知道发展中国家，包括咱们中国也是强烈反对的，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原因是什么？

　　于庆泰：

　　应该说在为期两年的谈判过程当中，发达国家提出了种种的主张和建议，发达国家的建议当中可以看出很多的共同点，就是极力地淡化自己的历史责任，极力地淡化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兑现的承诺。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推给发展中国家，这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问题，是发达国家在他们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过去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长期的、无节制的累积排放造成的恶果，他们是问题的制造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受害者。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确立了这么一条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的基础就是在发达国家在造成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基于这个认识，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同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他们所能作出的贡献。

　　水均益：

　　于大使，说到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比如说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斯特恩，他就好像跟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情况态度就不一样。他说美国承认（排放量）是增加的，但是他指责中国是大幅增加的国家，而且他说中国不应只是在国内宣布这些承诺，还应该把这些标准纳入国际的协议，而且还指责咱们中国没有作出真正的承诺，哥本哈根没有中国的承诺就无法达成协议等等。甚至于还说排放就是排放，中国必须减排，您怎么来回应他这种无端的指责？

　　于庆泰：

　　首先，必须从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谈起。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他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这两大类国家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承担什么责任上，是有明确的、本质上的区别的。美国所谈实际上是要混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种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淡化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推向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明确的，我们尽管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经济的任务很重。我们仍然本着对本国和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从行动的力度和取得的实际结果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同世界任何国家相比，应该说都毫不逊色。我觉得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作为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他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根据公约的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的有关规定，应该做哪些事情，而不要把注意力或者说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承担的义务，推给发展中国家。

　　水均益：

　　但是于大使，我注意到您恰恰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美国的代表或者是一些西方的代表恰恰在这么做。比如说，甚至于在说到这个核心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反对气候变暖的这种技术援助、资金援助的时候，美国代表说我们绝对不会给中国提供的，因为中国自己有钱，你们可以做。您就此也做了一个回应，发达国家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不是慈善事业，给我们讲讲您这个回应的背景。

　　于庆泰：

　　好的，主持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边，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承担了主要两方面的义务，一个是自己率先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二个义务就是要向问题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但是，公约签定到现在已经是17年、18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在这两个方面所做的事情都十分有限，力度远远不够。所以，发展中国家就坚持要求他们言必信、行必果，既然在国际法律文件里承担了义务，作出了承诺，就应该说到做到。

　　在资金问题上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对资金方面的承诺仍然是停留在纸面上。应该说，提供资金是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根本不是富国、有钱人向落后国家、贫穷国家提供的慈善援助，或者说是有钱人在做善事，这实实在在是他们在国际法律文件当中承担的法律义务。

　　水均益：

　　于大使，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能不能请您很简短地给我们来一个预测，现在感觉好像这个大会针锋相对、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像所谓的“丹麦草案”提出之后，我注意到咱们的谢振华团长也说到了，如果发达国家偏离这种轨道的话，发展中国家也要有反制的措施。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我们有什么样的谈判上的杀手锏，使哥本哈根会议最后能够成功？

　　于庆泰：

　　作为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在一贯立场实际上非常明确，就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这条根本原则，维护国际合作的基础。我们是抱着希望、抱着一个建设性的态度来到哥本哈根，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得哥本哈根会议能够取得预期的积极成果，为未来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是抱着这个愿望来的，也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作出积极的努力。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基本的原则不能偏离、基本的原则更不能被否认，我们愿意作出贡献，但是应对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发展权益、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态作为代价。

　　哥本哈根会议各方针锋相对

　　水均益：

　　如果这样的话，哥本哈根这个会议的意义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它的成功也值得人们来怀疑。

　　好的，非常感谢于大使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也感谢我们特派的记者李宾，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的材料。

　　在演播室里，宋先生，刚才听了于大使的介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首先，中国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一贯中国代表团在外面谈判的时候似乎都比较低调，但是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在这种对外国际谈判当中，一下子显得比较铿锵有力、比较强硬，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这表明什么？

　　中国不可能牺牲发展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

　　宋晓军 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中国的这种不高兴是很明确的，因为实际上他又来了一次海盗的这种、打着华丽外壳的不平等协议。其实说到不平等协议，我们知道1842年《南京条约》，当时是打着贸易不平衡的华丽口号，拿军舰逼着让我们买鸦片。这一片是打着全球变暖的这样一个幌子，逼着让我们不发展。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高兴也好、这种不满意也好是非常强烈的。当然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同样也看到了这种东西，一定是不满的。

　　“丹麦提案”或令会议无果而终

　　水均益：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新闻里边，比如说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专门通过电话跟印度的辛格总理、巴西的卢拉总统都通了电话，相信也在某种程度上协调这种立场。但是接着刚才于庆泰大使最后的问题，现在这种谈判4天过去，似乎显得有一些交错，矛盾比较集中。我非常关心的就是，如果发达国家还继续捣鼓这种事儿，而发展中国家是有底线的、有原则的，也不退让的话，那会不会使得这次众望所归的哥本哈根无果而终呢？

　　发展中国家在自愿减排情况下必须发展

　　宋晓军：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有，但是我们的底线是很清楚的，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比如说我们按照一般的、比较低的标准，人均300公斤钢。作为中国来说，到时候15亿人，5亿吨钢，我们的房子没盖完、路没修完之前，我们要抓紧时间干这件事儿，我们人均一吨石油，15亿吨石油这是必须的。只不过我们可能会把钢厂迁到海边，把炼油厂迁到海边，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40%到45%单位GDP的承诺，在道德这上面我们做到了极致，不能因为他们的态度我们去牺牲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仍然要加速完成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是十七大文件我们的中长期发展目标规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的这种东西去牺牲我们自己的发展。

　　水均益：

　　而且我相信，这个立场恰恰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一个原则。不能说你让我们家烟囱不冒烟，你们还在那享受，这是非常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