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议事”——中国草根民主的新形式

　　新华网合肥12月15日电(记者蔡敏、沈洋、李志晖) 险胜对手不到20票而当上村民小组长的付金德近来更加如履薄冰。

　　临村的另一位小组长，因为没有充分公开村集体土地租赁价格、没能及时向上级村委会反映水渠修建路线意见，不到任期就被村民们罢免了。消息瞬间在四乡传开。

　　被村民广泛议论的这种“小组长”，是一个自然村里的农民“海选”出的代言人。他们被农民们赋予监督村委会、组织议事、传递上下情的重任。

　　年近50岁的付金德不到一年前由本自然村110多位农民“海选”，当上了江西省上高县端溪村港背自然村小组长。他说：“我们在老表们（本地农民）心中的作用既是村干部监督员，也是拿主意的主心骨，担子可不轻。”

　　在“海选”中输给付金德的村民付桂根如今心服口服。付金德上任几个月来，为解决没钱修进村公路的问题，提出了“向外来企业出租集体山林搞开发，租金用来修路，村民还可以受雇为林场工人进企业领薪水”的新思路。

　　付桂根说，在创新思维上他确实稍逊一筹。

　　“村民小组长不是任何一级干部，没有工资，一年也就能得到800至1000多元的补贴，但是向小组长反映困难、监督和了解村级事物、通过他形成全村共识，被村民们认为是最值得信任、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付金德说。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习惯”于听命政府任命的“村官”。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启动了“村民民主自治”进程。目前几乎所有村庄都实行了村干部直选。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村干部腐败、家族贿选等问题也暴露出村民自治监督机制有待完善。此外，在一些面积较大的村子，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不那么容易，有的村民因而对村务不甚了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地民政部门、组织部门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尽可能多的农民，尤其是一些村里的能人参与到村集体事务管理中，并对当选村干部进行有效监督，沟通上下情，以巩固在农村最基层的根基。例如，重庆市农村实行村庄大事经党支部提议、村支“两委”商议、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三议”民主模式，河南部分乡村把村务公开栏搬上互联网等等。

　　江西上高县新界埠乡党委书记毕福林介绍说，全乡基本全部实现了自然村小组长民选，有的是由一人或几人推荐，大家举手或鼓掌同意；也可以无候选人“海选”。小组长一年一任。村民对小组长工作不满意的，报村委会后可以随时撤换。

　　“因为最接近群众，在一些资源丰富、集体事务较多的自然村，小组长选举比村委会选举更受村民关注。”毕福林说。

　　与江西相邻的另一个农业大省安徽省正在以另一种“议事”的形式推进基层民主——全面推广农村党员议事会制度，即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推选一批有文化、有威信、有议事能力的无职党员出来，直接参与涉及村级财务、上级党组织交办的任务等大事要事的讨论和监督。

　　铜陵市狮子山区农林村过去农闲时节存在赌博问题，村民意见大。村党员议事会提议成立了由43名村民组成的舞龙队。今年春节期间，他们在本村及周边城乡演出两个多月，倡导了积极健康的乡风，村里赌博现象基本消失。

　　安徽省委组织部农村组织处长刘友才指出，在对村干部发挥日常监督作用的同时，党员议事会制度同样也成为村干部工作上的“好帮手”。议事会代表既可以为村干部出谋划策，同时又可以及时化解农村的各种矛盾、协调纠纷。一些过去多年想干而未干成的事终于干成了。

　　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初步统计，建立党员议事会一年多来，全县新修村组道路272公里，新挖塘425口，建设新农村示范点36个，均比过去同时间工作量大幅提高。

　　安徽省社科院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各地在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方面的实践不仅为中国乡村治理注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民主因素，维护了农村稳定，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发展。

　　不过，专家也指出，要建立对这些农村“议员”的培训机制、有效的“海选”监督机制，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民主监督和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