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猝死砖窑厂 最后两个月工资还不够火化费用

　　58岁贵州民工猝死江浦一砖窑厂宿舍

　　他坚持打工只为给四个儿子减轻生活负担

　　在浦口八里铺殡仪馆停尸五天后，58岁贵州民工邹习齐的遗体昨天终于火化。今天，老邹将在家人的护送下叶落归根。

　　就在12月13日晚间到14日凌晨这一时间段，邹习齐在南京江浦光明砖窑厂的宿舍中停止了呼吸，直到14日早上才被人发现。经法医鉴定，邹的死亡原因被判定是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

　　死后，家属在邹习齐的身上发现了2991元，这是他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加押金，这笔钱甚至还不够他的火化费用。扔下家中80多岁的母亲，在异乡灰暗的砖窑打工五六年，邹习齐本来准备过了年就回家探望母亲，但是现在他永远都做不到了。

　　□快报记者 孙玉春

　　实习生 马薇薇

　　他静悄悄地去了

　　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光明砖窑厂位于浦口江浦街道西门外，从浦乌公路向北跨过一道桥，就是光明路，沿途有光明水泥制品厂、光明砖窑厂。

　　砖窑厂的烟囱高高耸立，远远就能看到。在砖窑厂跟前，几个民工穿着蓝色的制服，脸上还有黑色的煤灰，他们缩着脖子，急匆匆往宿舍赶。砖窑厂给他们安排的宿舍，就在厂房的对面，和别人的不同，邹习齐的宿舍后窗户挂着一幅布帘子，风一吹，迎风飘扬。

　　老邹的妹妹邹习娟第一个发现哥哥出事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顿了顿，将放在桌角的一袋东西拿出来，喃喃道：“当时我就是带着四个馒头和两袋豆浆上来的，给他当早饭……已经放到现在，早已冷透了。”

　　12月14日早上8点20分左右，她来看望哥哥邹习齐。她在门口喊了两声，但无人回应。工头胡某正好也来找他，“老邹，老邹，开门啊！”屋内，依然没有应门的声音。胡某只好将门推开，邹习齐背靠在床背上，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哥，哥，起来啦！”邹习娟唤着哥哥起床，但老邹纹丝不动。邹习娟感觉不妙，抓起老邹的手，又摸摸他的脸，冰凉！而一旁的胡某发现不对，赶紧拨打110、120。

　　“人没送到医院，120的医生就说没救了。”邹习娟眼睛湿润，她说当时医生给哥哥做了心电图，老邹已经没了心跳。“我当时不让医生走，因为我摸了摸哥哥的胸口，还是热的，我求他们救他，但是……”邹习娟声音有些颤抖。随后她就接到通知，殡仪馆即将赶来拖走老邹的尸体，她不答应，“起码让孩子们见他最后一面。”

　　邹习齐的二儿子邹永周站在一旁。他是家中唯一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孩子，听说父亲去世了，他立即带着女友赶到南京。为了赶来见父亲最后一面，他选择坐飞机回来。而飞机票的价格，抵得上他在制衣厂打工一个月所挣的工资。

　　“同时我还告诉哥哥他们，不要让砖窑厂移动尸体，不要拉到殡仪馆，等我回来。”邹永周说，不过最终没等飞机落地，父亲就被殡仪馆的车辆拖走了。

　　记者采访时，就坐在老邹宿舍里的一块空心砖上，因为屋里没有一张板凳。他们一家人就着油漆桶改装的煤炉取暖，里面的碎煤块，是砖窑厂里打煤灰的原料。“我父亲就是用这个炉子取暖。”邹永周低声说。翻开老邹的床，记者看到，床下只有一床垫被，连并不算奢侈的电热毯也没有，而老邹盖的，也仅仅是一床不算厚的棉被。

　　风一吹，就将床旁边的窗帘掀了起来。记者发现，后面一扇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可是上面六块玻璃，有五块都是坏的，要么剩下半截，要么完全没有。整个房间就是用砖头砌成，里面再糊一层黄泥，可以看到屋檐口透光处塞着报纸，门也是裂了缝的，整个小房间感觉风飕飕的。

　　曾经的民办教师

　　因超生而背井离乡

　　不一会儿，邹家的人就到齐了，大儿子邹东，三儿子邹永江，四儿子邹远欣，只有十个平方的屋子里面人都挤不下。

　　除了邹永周是从广州赶来，其他的家属都在江浦。邹东在桥林的大地集团内做电焊工，三弟四弟在江浦装修队打零工，姑姑则早已嫁在江浦，算是江浦人了。

　　“15年前我嫁到江浦，此后这些侄儿陆续也跟着我来了南京，最后我哥哥也跟来了！”邹习娟说，在老家贵州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镇，农村那里都是丘陵地带，经济条件很差，和南京没法比。

　　说起哥哥，邹习娟就掉下眼泪，她说，哥哥以前还是乡村民办教师，“他小学毕业，18岁那年就做民办教师了。不光教小学，还教初中。”哥哥虽然文化不高，可是一直在自学，所以一直教了10多年书。

　　“可是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他就失去了教职。”邹习娟说，因为哥哥没有按照当时的要求采取计生措施，所以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回家没几年，因为家庭负担加重，妻子就扔下四个儿子，跟着别的男人走了。

　　邹习娟说，嫂子的出走，对于哥哥打击非常大，从此以后，他就在家种田，四个孩子中，老大由邹习娟领走，那时她也做了民办教师，和哥哥一样，也是在距家百里之外，也是必须住校。就这样，一个大姑娘领着个孩子过了5年，“别人都以为孩子是我生的，风言风语都有，我都不在乎。为的就是替我哥哥分担一点。”

　　嫁到江浦以后，邹习娟先后将大侄儿以及老三老四都带到了南京，老二则去了广州独自打拼。六年前，邹习齐踏上了和儿子同样的路，出来到南京打工，而家里的老母亲则托给了最小的弟弟照顾。

　　在老家

　　他还是“医生和律师”

　　在整理哥哥遗物的时候，邹习娟从床头收拾了一堆书，其中一大半是医书，有“百草良方”“郭贞卿医论集”“常用中草药图谱”“医学三字经白话解”“古今偏方精选520例”等，其中有些书是他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宿舍的墙上，糊满了报纸。“他喜欢看医学书，还喜欢看法律书，平时也读报纸。”邹习娟说，哥哥钻研医学，在老家时还经常给老乡治病开方，只是到了南京以后，她不允许他给人看病，“万一出事了，还要担责任！”

　　邹习齐还喜欢帮人打官司，大儿子邹东说，父亲在老家相当有名气，农村里一些纠纷，诉诸法律的，父亲叫人家不要请律师，“我帮你们打，不会输给律师！”而且父亲打官司都是免费的。

　　“他没有什么坏习惯，人很正直，就是喜欢喝酒，还抽烟。”邹东说。而在二儿子今年中秋节寄给父亲的中秋贺卡上，还可以看到“少喝点酒，为自己将来的健康考虑”的叮嘱。

　　不过当天邹习齐并没有喝酒，这一点在他死亡后法医的鉴定报告中已经指出，老邹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成分，他应该还是死于自身的疾病。

　　“他自己还是感觉有压力。”邹习娟说，哥哥经常跟她说，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因为妻子离他而去，几个孩子也不能完全照顾得到，所以他一直坚持自己打工，为的就是养活自己，不要孩子操心。

　　“其实打工并不太适合他，像他这样能讲能写的，算是埋没了！”邹习娟说，哥哥以前在安徽的砖窑打工时，还做过会计，他会记账，不过到了南京以后，他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拿的钱也不多。

　　工头称

　　他经常要求干重活

　　工头胡某是最早发现老邹去世的人之一，当时邹习娟提着豆浆早点来看哥哥，结果敲门总不开，恰好老胡也在，帮着推开门，发现老邹出事了。

　　胡某说，老邹来窑厂两年了，一开始来的时候老邹要求干筛煤灰的活，就是把煤渣用机器打成煤灰添加到砖坯里面，可是干了一阵子，他就发现老邹体力不行干不了，于是把他调去在机房里干一些零活，主要是压制砖坯时，清理掉下来的泥渣。此外，老邹也干过糊窑门的活，就是砖坯运进窑里面后，把砖窑门给封上烧制。

　　老胡说，老邹去年刚来窑厂不久，由于上半年雨天多，窑厂开工不足，老邹心里很着急，竟然找到他要求干双份的活，“我说你这个身体，怎么能干两个人的活呢？”所以就拒绝了。

　　“我们从来都是按时结工资给他，每个月结一次。”老胡说，他听老邹说过，自己压力很大，大儿子打工10多年，终于买上了一套房子，他要多挣钱帮儿子装修。“我曾经劝过他，不要再干了，这么大年纪回家歇着，可是他却说，现在还不能歇，得再干个一两年，就回去帮儿子带孙子！”

　　“本来老邹是不应该死在我们宿舍的。”老胡说，11月30日窑厂的半成品砖坯就完工了，老邹属于半成品这个环节的，所有的工人都发了工资，然后窑厂就把他们遣散了。“我们这是季节性工，没有活干，人不能留，再说本身流动性也大。”

　　“可是老邹说要继续留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老胡说，老邹称儿子家还在装修，自己没处去，他心一软就让他住了，后来在12月8日，老邹还借他手机打了一次电话，说是他一个外侄儿借了他2000块钱，他想要回来。

　　“要不是14号凌晨出事，那白天他就该走了。”老胡说，老邹给儿子打过电话了，儿子

　　说14日上午就过来接他，结果偏偏凌晨就出了事。

　　老胡说，老邹的身体的确不太好，有风湿性关节炎，腰也有毛病，因为他干活的时候蹲一会就要坐下来捂着腰，所以平时他也挺照顾老邹的，不安排重活。“他死后，家属从他身上找到了2990元钱，那是上个月底结的工资和500元押金，是10月和11月的。”

　　儿子流着泪

　　爸爸常常念叨我们成家的事

　　据老邹的儿子称，父亲平时也省不下多少钱，一是工资收入低，淡季只有几百块，虽然住的地方以及水电不用掏钱，但是窑厂不供应伙食，加上其他一些开销，如买点报纸和书籍，所以余不了什么钱，就是自己养活自己。

　　“父亲是担心我们成家的事，还经常跟我们念叨。”老二邹永周说，他今年28岁了，在广东打工，也谈了个女朋友，可是自己要成家条件还差得远，他们弟兄三个，只有大哥成家早，孩子8岁了。

　　“有了儿子，自己也忙，平时只能周末来看看老爸！”老大邹东说，自己是在老家结的婚生的子，到南京打工这么多年，两个月前刚刚用自己的积蓄付了10多万首付，在江浦买了一套61平方的住房，“这个面积正好够迁三个人户口的，这样孩子读书就有着落了！”他说，目前孩子还是在桥林镇寄读，不太稳定，要是工作地点换了，儿子还得跟着换学校。

　　“平时偶尔也寄点钱给他，或者打打电话。”邹永周说，父亲自己也不希望他们寄钱，要他们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至于两个弟弟，一个24，一个22岁，正是才步入社会的年龄，自己打零工的开销自己够花就不错了。

　　据工头胡某称，就在13日白天，他也看到老邹跑到外面门市部打公用电话，当时还抱怨小儿子，“说平时自己一发工资，小儿子就跑来跟他要钱，现在自己要回家，没有一个人来接！”

　　他最后的工钱

　　还不够殡葬费用

　　老邹最后留给家人的遗产就是2990元钱，此外还有一些破家具。由于等待法医的检验结果来开死亡证明，尸体停在浦口八里铺殡仪馆5天时间。

　　18日，家属终于拿到了死亡证明，对于死因没有新的说法，警方完全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判断是自身疾病引发猝死。家属这才开始与殡仪馆谈殡葬费用，但是费用却让他们觉得难以承受。直到19日上午，在殡仪馆让了几百元钱后，尸体终于被火化。

　　在家属拿到的一份发票上，上面记录了相关的费用清单，其中火化费260元，接运费70元，劳务70元，加里程300元，礼厅100元，特殊劳务费200元，穿衣200元，整容费1000元，尸袋80元，告别仪式门头圈花650元等，共计17项收费，合计3750元。

　　“原来是要收4100元，后来我们一再说家里贫困，最后减了三四百元。”邹习娟说，可是这个费用还是让他们觉得太高，但是没有办法，这已经是殡仪馆所能给出的最低费用了。“我们本来不想举行告别仪式，可是他们说必须要有一个，别人家都是这样的，就搞了一个最简单的。”

　　“这笔费用，他本人留下的这点工资还不够支付呢。”邹习娟说，最后他们也没要骨灰盒，因为他们要把骨灰带回老家进行土葬，所以只要了绸袋装骨灰。

　　窑厂的老板始终没有出面处理此事，不过前天，老板还是派人送了一万元钱到派出所，由派出所通知家属领取，算是慰问金，对此家属表示，不打算再追究此事，“人都已经不在了，再纠缠也没有意义了。”

　　今天

　　老邹终于可以回家了

　　“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亲属全部都要回去。”邹习娟说，这次回去对于哥哥来说，是落叶归根。

　　“其实他五六年都没回家。”邹习娟说，这些年在外面打工，哥哥从来不回去，其实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但是由于考虑来回的费用，哥哥人不回去，只是寄点赡养费回去。

　　“你想想，来回一趟各种开销至少上千元，他自己舍不得啊！”邹习娟说，哥哥总是说自己失败，除了自感没有对儿子尽到责任，也对老母亲感到羞愧。

　　邹永周说，他自己每年都是从广州回老家的，但是爸爸从来不回，家里面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今年他和爸爸通电话时，爸爸还说，准备过了年回去。“过了年，窑厂有一段休工期，回去不会耽误工作。”

　　可是爸爸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说到这里，邹永周的眼眶有点湿润，这次他们都要回去送葬，他觉得父亲是终于落叶归根了。

　　“没想到，他是以这种方式回家！”邹习娟说，哥哥死得太突然，更重要的是，家里的老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为了让老人有个心理准备，前天他们已经打了电话回家，说是哥哥生病了，昨天又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哥哥病重，“到明天，再打个电话，说人去世了，这样老人心理也能有个缓冲。”

　　窑厂里

　　老邹这样年纪的民工还不少

　　昨天在光明窑厂，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民工闻讯也赶来给老邹送别。赵某就是其中一位，他头发短灰，部分已经发白，穿着旧棉袄，脚上蹬着一双老式棉鞋。

　　赵某说，他是干“划架”的，就是翻动晾晒的砖坯，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要把巨大的砖厂内一排排的砖坯挨个翻动一次，以达到均匀晾晒的目的。

　　“这个活也不轻松。”赵某说，每天他要翻动3万块砖，一天劳作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感觉腰部受不了，疼得厉害。“要经常弓腰啊。”

　　赵某让记者猜他的年纪，记者说是58岁，他点点头，“跟老邹岁数一样。”赵某是苏北人，他说在这个窑厂，有数百名工人，规模很大，他本人10年前就来了，一直在这里干。

　　“难道不准备回家歇着，还准备干几年？”对此，赵某称，自己还是准备继续干，虽然拿的钱不多，一年万把块钱，但是至少有个收入，回去种田肯定比不上这儿。

　　这些年，窑厂的效益都是挺不错的，赵某称，窑厂一年的产值是2000万，现在砖头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普通砖是三毛二一块，所以老板还是很赚钱的。至于他们，只要能挣点辛苦钱，也就满足了。

　　“窑厂的环境肯定好不到哪儿去，可是毕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赵某说，像他这个年纪的，在窑厂里虽然比不上年轻力壮的工人多，可是也不少。而他们在这里干活，劳动合同都是不签的，“只要老板仁义一点，肯留用我们也就行了。”

　　记者手记

　　死在城市边缘

　　梳理一下，忽然发现，这个冬季，在南京发生的民工猝死事件已经不少。

　　12月15日，连云港民工曹某在长江大桥桥墩下面的工棚内猝死，他也是在睡梦中死亡的，情形和邹某一样，年龄也是58岁。曹某是长江大桥上安装防撞隔离栏的。

　　在大桥上面施工，面对来回穿梭的车流人流，曹某不属于这个城市，和他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也不属于这个城市，但是他们把最后的呼吸留在了城市里面。曹某占据的一块睡觉地方，是在工棚内的地上，只使用几块木板垫高一点，床铺上只有一床盖被和一床很薄的垫被。

　　邹某也不属于这个城市，他的四个儿子正在努力地想获得城市的认同，并融入到城市中，这个代价很高，使得他们连照顾身边的父亲的责任都忽略了。更可悲的是，邹某是烧砖窑的，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都由一块块砖砌成，就像这个社会由一个个人组成一样，但是他们却在低矮漏风的宿舍内蜷缩着死去，为城市打基础的人处境仍然令人同情。

　　12月17日，48岁的苏北民工周某在安德门劳务市场外面的地铺上把被子裹得紧紧的，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48岁的他看起来比58岁还要苍老，他甚至要靠酒精来麻醉自己，温暖自己，最后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孤独离去。

　　我们常常说，对待民工，这个城市中的特殊群体，我们需要的不是太多的言语，而是行动，而其基础则是一种态度，即人人平等，把民工当成我们城市的一员，让他们不再背负弱势群体的沉重的大帽子。或许他们还不能在这个城市安下家来，他们的根深扎在农村，但是至少他们回到农村时，可以自豪地说，我付出了，同时也得到了城市的回报。

　　这是奢求吗？农村天地广阔，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最脆弱的地区就是农村，最需要帮助的就是农民。如果我们不想被人称为数典忘祖，那么我们不应该忘记，城市的幅员可能原来就是农村的乐土，城市的积累来自于农民的牺牲，城市的高楼大厦再高，最终还是要竖立在坚实的大地上。

　　这个城市有太多的民工，其中不少还是年老体弱的民工，他们的权益谁来维护？我们的视野是不是应该延伸一点，在建设大都市时，把目光多多下移，关注一下这些沉沦在底层的人们。他们来自我们共同的农村家园，他们还缺乏足够的保障，但是在他们的沉默表情之下，或许遗憾更多，挂念更多，期望更多。

　　快报记者 孙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