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破规”之举：人民调解贯穿刑案全程

　　新闻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因经济纠纷引起的治安、刑事案件日益增多，“案结事不了”的现象也频频出现。面对这种局面，各地人民调解组织开始思考：人民调解能否介入治安、刑事案件的调处？人民调解又该如何介入治安、刑事案件？

　　记者近日从浙江省瑞安市获悉，瑞安市人民调解力量已经全面介入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7年来共调处轻微伤案件、轻伤害刑事案件近万起。

　　那么，瑞安市是如何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的呢？

　　本报记者 马岳君 陈东升 本报通讯员 何瑞岳

　　时隔一年，浙江省瑞安市东山码头又响起了“大云”号熟悉的汽笛声。船老大陈迁站在船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年前，因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陈老大被公安机关逮捕。由于被害人家属不满公安的死亡鉴定，多次上访，案子一直久拖未决。

　　后来，在调解员的努力下，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达成了和解，法院因势利导，作出了“判三缓四”(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判决。

　　就这样，陈老大又重新回到了船上。他百感交集，向水手们下达了启航的命令……

　　公安侦查阶段

　　??? 4种轻伤害案件调解成功可以撤销，迈出了人民调解介入刑事诉讼的第一步

　　近几年，瑞安市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公安受理案件数量也持续增长。

　　“目前，50%的治安、刑事案件都是由经济纠纷引起的。”瑞安市公安局局长姜迪清告诉记者，“这些案件给公安机关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

　　早在7年前，2002年5月15日，瑞安市公安局、法院、司法局、综治办4家单位就联合出台了《瑞安市人民调解工作暂行规定》，在城关司法所开始了试点———对于一些因为经济纠纷引起的轻微伤案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的，可以交由司法所调解结案。

　　2003年12月，温州市公、检、法、司4家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暂行规定》，将调解范围扩大到了4类轻伤害案件：致一人轻伤的；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具有邻里、亲属、同事等密切关系的；被害人自愿放弃诉权，并书面请求免除对方刑事责任、撤回控诉的(必须由当事人亲笔签名)。

　　根据规定，上述4类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经调解并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撤销。

　　“这一规定走出了瑞安人民调解介入刑事诉讼的第一步。”曾担任瑞安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的余建军，见证了7年中瑞安人民调解工作在刑事领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全过程。

　　“人民调解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余建军说，像这些由经济纠纷引起的治安、刑事案件，不解决背后经济纠纷，治安、刑事行为处理完了，回去还得出事。只有将案子背后的纠纷彻底解决掉，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其中，通过调解结案要远比用处罚、诉讼等手段来得灵活、省时、省力”。

　　“瑞安人民调解之所以会在刑事领域发挥出巨大力量，与瑞安当地的工作环境也是有关的。”瑞安市司法局局长项贻康告诉记者，当地政法系统多年来一直有种团结合作的氛围。

　　审查起诉阶段

　　??? 在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往往是检察机关不起诉的重要理由———这正是人民调解介入的契合点

　　根据刑事诉讼法理论，刑事案件不能随随便便地由当事人和解了事，而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但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也赋予了检察机关酌定不诉的权力：“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往往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一个重要理由。”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清钰告诉记者，“人民调解介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契合点也就在这里。”

　　林淑安是瑞安市麻屿镇某村的一名计生员，当年竞选计生员时与村民董芸花结下了矛盾。

　　2008年9月15日早上，林淑安与董芸花在村口桥头上又发生了争执。随后，董芸花带着儿子、侄子来到林家，三人又与林淑安夫妇打成一团。

　　推搡中，董芸花被林淑安推倒在地，左胸一根肋骨骨折，法医鉴定属轻伤。同时，林淑安与丈夫身上也有多处软组织受伤，伤情鉴定为轻微伤。

　　因为种种原因，此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解结案，被一路移送到检察官吴风云手中。

　　吴风云告诉记者，看案卷时她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伤害案，作案手法比较简单，行为人也没有前科。况且，事情起因是董芸花到林家闹事，林淑安夫妇也受了轻微伤，案件属于酌定不起诉的范围。究竟是诉还是不诉？”

　　一番思索后，吴风云找来了麻屿镇人民调解员老胡。

　　后来，在老胡和双方律师的积极调解下，林淑安与董芸花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吴风云也随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

　　“双方都是村民，一旦对簿公堂，两家人可就是一辈子的仇家了。”黄清钰告诉记者，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是实现案结事了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检察官作为公诉人，显然是不适合当调解员的。所以，这时就需要人民调解员的力量了”。

　　“当然，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是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不是主要理由。”黄清钰解释道，从根本上说，不起诉决定的作出还是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审判阶段定

　　??? 罪阶段人民调解是介入不了的，但在量刑时，被害人谅解可作为法官的参考依据

　　200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和陈老大同村的孙柏带着儿子孙晓明敲开了他的家门。“我想让孩子跟你到船上锻炼一下。”孙柏对陈老大说。

　　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陈老大答应了孙柏的请求。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件事险些给他带来一场牢狱之灾。

　　孙晓明是一名“瘾君子”，随船出航一个星期后突然毒瘾发作，性格变得十分暴躁，动不动就用东西打人。

　　为了保证航行安全，陈老大让人用绳子把孙晓明捆了起来，关在了船舱里。

　　“不久后，雷达就发现了一个鱼群。”水手“虾皮”回忆说，当时大伙都忙着打鱼，就把孙晓明关在船舱的事给忘了，“等两天后想起来时，人已经脱水了”。

　　陈老大急令“大云号”返航，但由于此时船已到了公海，等一个多星期后船靠了岸，孙晓明已经休克死亡。

　　后来的事情，前文已有交代。

　　“人民调解之所以能介入刑事审判程序，是因为这个程序实际上是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瑞安市人民法院院长戎小平向记者介绍说，每个阶段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定罪是为了给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定性和评价，必须要认真分析被告人行为的犯罪构成，严格遵照法律规定确定罪名，这一阶段人民调解是介入不了的；而量刑则是为了通过制定适当的刑罚，对被告人进行改造、教育，因此，这个阶段就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通过调解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是可以作为法官量刑参考的。”

　　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后，孙柏专门给法院写了一封请求对陈迁从轻处理的申请书。

　　“法院工作应当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戎小平说，“本案本身就是一个过失犯罪，而且被告人又积极赔付，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因此，依法定罪后，从轻处罚于法于情都是合理的。”

　　那么，这样做是不是有花钱买刑之嫌呢？

　　“当然不是。”戎小平说，法院从轻处罚的尺度不是看被告人赔偿的数额是多少，而是看被告人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况且，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也只是一个参考理由，最终决定权还在法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