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影响力周刊
作为父母，女儿面部被毁容，这是要人命的；作为普通农民工，没有钱治疗病床上的孩子，这是更要人命的
农民工子女 校园神秘坠楼
□本报记者廖娥发自四川隆昌
2009年12月3日，一个穿着浅蓝色高领毛衣的妇女在走出法院的时候，一言不发。
罗会说，她看着民事判决书，差点掉下眼泪。
“我要女儿看到开心的母亲，这是任何做母亲的责任。”罗会口中所说的女儿，是四川隆昌县第一初级中学初二学生，在2008年12月24日凌晨神秘坠楼，现在的她在医院正等待进行脚上换皮治疗。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008年12月24日早上九点，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登上了CA4370航班。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罗会说，“一路上我都在想孩子是怎么坠楼的，等我们到隆昌县医院门口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缓过神。”
这对夫妻快速地到达五楼。满脸的血，还带着口罩，手脚已不成样子—罗会已不认识现在的孩子。她和丈夫钟国强搂着女儿，抱头痛哭。
守在病床旁的孩子的班主任叶老师告诉罗会，孩子是凌晨从学校宿舍五楼摔下来的，当时有几个男学生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钟丹（化名），学校第一时间就把她送到医院。
钟国强显然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他说，“我们当初把孩子好好地送到学校，可是出来的时候，孩子却是这模样—父母都希望孩子是健康的。”
同样不能接受如此现实的还有钟丹的爷爷和奶奶，当天凌晨一点多，六十多岁的两个老人着急地从乡下老家奔向医院。钟丹的爷爷说，“我们都是农村的普通农民，靠种地，卖点小菜和养猪过日子。她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在家，丹丹和我们生活得最久，就只有我们疼她了。”
罗会一下子横了心，第二天要去找学校的杨校长，问清楚情况。对于她来说，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最重要的事情。
孩子出事第二天，罗会和钟国强一起到学校的会议室，与杨校长商量孩子的事情，四川隆昌县金鹅第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来了。
杨校长告诉罗会，“孩子是因为喜欢其他班的男同学，为情轻生”，学校已经承担两万元医药费，现在跟学校没有关系。
然而对于杨校长的这种说法，钟家却怎么也不能接受。钟丹究竟会不会是因为感情而跳楼自杀的呢？罗会从来都不相信。她说，“我们家娃不可能谈恋爱，自己的孩子我很了解，我们家也没有谈朋友的经济基矗”
从学校离开之后，罗会回到家里，她告诉丈夫，自己一定要去查个“水落石出”。出事第三天，孩子醒来后说，晾衣的地方离地面实在太高，凌晨到阳台边踩在桌子（记者注：桌子高0.7米，窗户离地面1.3米）上用衣叉收衣服时，不小心摔下了楼，“以后，我再也不到阳台收衣服了。”
没有钱治疗，更要人命
作为父母，女儿面部被毁容，这是要人命的；作为普通农民工，没有钱治疗病床上的孩子，这是更要人命的。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在2009年12月3日的民事判决上这样说：被告（校方）的4号证据不能明确证明原告（钟丹）系跳楼自杀。
“孩子怎么会在收衣服的时候，不慎坠楼呢？”罗会说，“当她站上去时，桌子有些晃动。另外，学校寝室窗户外都没有防护栏，学校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钟丹前前后后三次手术，已经花了十几万元，罗会说，学校的那点赔偿是难以接受的，治疗过程中实在没有钱的时候，还给校长下跪。
罗会所说的下跪，发生在2009年1月2日。当时，为保住钟丹的脚不被截肢必须进行第三次手术，因为实在没有钱，钟家人去校长办公室商量孩子的事情。校长不表态，据钟国强回忆说，“开始和校长谈得还算和气，当给校长说我们孩子现在真没有钱治疗时，我们好像是在哀求他。他却说，他们要等教委一级一级地上报，才能拿到钱，我们四个人，包括60多岁的钟丹的爷爷、奶奶，一下子都跪下去了。”
作为母亲，罗会说，有时候真的无能为力，“该哭过的该下跪的都做了，我们现在靠老公的一千多元的工资，养活钟丹、我，还有二儿子。”
事情都已经过去一年，学校却这样拖着。罗会认为，法院既然做出判决不是自杀，那么学校应该承担应有的民事责任。她已经就此事件，起诉到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罗会对调查笔录提出新的质疑，其中一个连钟丹都不认识的其他班的同学竟然做了笔录，这让罗会很不明白。她说，女儿已面部毁容、脚趾残疾，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金额少得是想要人哭的，但是想想要带女儿去医院继续治疗，还是强忍住了眼泪。
隆昌县第一初级中学校长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我们已经尽到应有责任，孩子14岁就有认知能力，我们也会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在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坠楼事件，早在7年前同样发生在四川的“少女坠楼之谜”引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佟强说，“它对社会有一些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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