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业游民以帮忙上重点学校为饵骗20余家长60万

　　寒冬，正在北京演绎着“冰冻三尺”的威力。

　　近日，顶着三四级的大风，在北京工作的赵炜特意向单位请了一天假，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为的是旁听一场诈骗案。

　　上午9时，法院如期开庭，赵炜的目光“钉”在了昔日她眼中的“贵人”、如今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李利身上。

　　起诉书上说，以能帮孩子上重点学校为由，在几年时间中，李利骗取20余名家长共计60余万元。

　　“因为比较气愤，想来听听判决结果，同时看看被骗的钱能不能拿回。”坐在旁听席上，赵炜显得很气愤。

　　记者注意到，旁听席上坐着的人，大多是前来听审的受害者。他们说，李利把他们害惨了。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利有期徒刑11年。

　　“诱饵”

　　交5万元可“人为”择校

　　说起与李利的“相识”，已是“身经百战”的赵炜先为记者上了一节“小升初”的政策“普及课”。

　　她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在小学升初中时，虽然原则上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划分所在学校，但还要经过“电脑摇号”这一程序，让机器来决定孩子上学的命运。而这种颇有买彩票撞大运意味的择校方式，让很多家长都是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电脑福星照耀到自己头上，自然是满心欢喜，但运气不好的孩子怎么办？要上好学校，只能“八仙过海”———交巨额捐资费、择校费，托关系找人批条子，想尽办法落户名校附近，学籍保留在普通学校，到名校借读……总之，择校大战一直没有消停过。

　　而带着同样担忧的赵炜也是“不甘落后”，孩子刚上六年级她就开始着手，四处寻觅更稳妥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与李利见过面，只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知道这个人以前是某小学的老师，曾经办成过帮助小孩上重点中学的事，所以就听信了中间人的话。”赵炜说。

　　但是，当谈到帮忙的“好处费”和他们的“交易”详情时，赵炜有了一丝犹豫。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赵炜更是“退避三舍”，表示不愿意再多谈，“我还是有些顾忌的”。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李利揭开了“小升初”“人为”择校的神秘面纱。

　　“当时因为在某小学当老师，所以就帮朋友的小孩上成了这所小学。当时没有收钱，完全是帮朋友的忙。”在法庭上，李利供述，首次的“试水”成功让他茅塞顿开，感悟到“以帮助入学为借口向家长要钱”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

　　2008年2月，李利在歌厅结识了罗某，并很快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在交往过程中，李利发现自己的收入根本应付不了女友流水一般的各项花销。不久，自觉工资不够开销的李利便辞了职，开始寻找发财之路。

　　在“外面”转了一圈之后，无功而返的李利突然想起自己那次成功的“破冰之旅”，自此他踏上了这个最终将自己送进班房的“金光大道”。

　　“我问了朋友有没有要上某重点中学的孩子，让他帮我介绍一两个，每人大概收5万元的办理费，给中间人5千元的好处费。”李利说，为了能让人信服，他对外宣称，之所以能够帮人办理孩子进入史家小学、府学小学、五中、171、东直门中学等重点学校就读，是凭借自己“共建单位”的关系。

　　渐渐的，李利通过一些之前的同学和朋友“牵线搭桥”，联系了有此意向的家长，在收钱后，再从钱款中返还大概5000元左右的好处费给介绍人。

　　从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为李利提供“生源”的介绍人中，部分是来自一些小学的老师，其中有的在学校中担任班主任，也有的是校内的任课老师。

　　这些介绍人一方面由于老师的身份深受家长信任，另一方面又能够准确掌握家长“需求”，因此，李利给钱办上学的事情进展得格外顺利。

　　而这些作为“中间人”的老师牵起线来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不知内情的他们认为自己帮学生们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另一方面在帮人的同时自己也能赚些“外快”，作为酬谢，有些老师还曾经请李利吃过饭。

　　但是，此后，这些中间人到一些重点学校打听后才知道被骗，再打李利电话已经无法联系上他。

　　据一位前来旁听庭审的家长介绍，她在给了中间人5万元钱以后，收到中间人“通知”———让她在今年的7月6日带着小孩去某重点中学报到。报到当天，她领着穿戴一新的孩子去了之后，却被告知录取名单上根本没有孩子的名字，她所说的人也属子虚乌有。

　　“上当了！当时非常气愤，不仅损失了钱财，而且孩子也被耽误了！”这位家长告诉记者。

　　近两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赵炜等几个受害人久久不愿离开。他们关心的是，被李利骗走的钱能否拿得回来。

　　对此，虽然主审法官在宣布判决时表示，将督促被告人偿还诈骗钱款，但是情形依然“不容乐观”，因为根据李利交代，所骗的钱都花在了其女友身上，“给她买车、买东西，平时花销都挥霍了”。追根溯源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随着法槌落下，李利即将开始他长达10余年的牢狱生涯，但是留在他身后的一系列问题却引人深思。

　　“一个无业游民何以如此轻易地骗取了20余位连面都没见过的家长60余万元钱？这些家长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轻信"拿钱即可包上重点中学"的承诺？”一位旁听了此案的人向记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带着这两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李利之所以能频频得手，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翻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围绕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已经或正在滋生着一系列的社会乱象。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择校费。

　　“要问哪里有永远的牛市？到学校来吧，择校费永远是只涨不跌。”这是今年在家长中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根据有关报道，在南方某地，择校费按照学校的省、市、区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标准，如市一级学校一般是3万元，省一级学校一般是4万元。

　　不过，这也只是“底线价”，一些学校因为久负盛名，受家长青睐，择校费自然也水涨船高。

　　而有的辖区根据户籍情况有着“6、7、8”的潜规则：具有本区户籍的6万元，没有本区户籍但具有区所在市户籍则是7万元，既无区也无区所在市户籍的则高达8万元。此外，按照与介绍人关系的亲疏，择校费也相应减少或提高。

　　与此同时，因为其所蕴涵的巨大利益，择校费在腐败案件中的“出场率”也在逐渐增加。一位人大代表由此感叹：“一天不取消择校费，就还会有学位资源的权钱交易。”

　　此外，另一问题———超编学校也是日益显著。因教育资源乃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导致的各地巨无霸小学以及超级大班，已成为当前教改的一道难题。

　　“原来我们学校每届是8个班，后来发展到每届10个班。从2008年开始，每届就招到了14个班，还是"供不应求"。”一个刚刚毕业于某地名牌高中的“幸运儿”告诉记者，在他们老家有两类学校，一类是当地相对薄弱的学校，一类是热点学校，在相对薄弱的学校，教室空了近一半；而在热点学校永远是“僧多肉少”。小学也是这样，当地一所名牌小学，占地还不足10亩，竟接纳了将近3500名学生。

　　除了“争学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让学校周围的房价“水涨船高”。

　　据了解，近两个月，北京的学区房每个月上涨1500元左右。一些地方的房屋中介公司，还专门编写当地的重点小学地图与学区房购买手册。

　　对于这些问题，储朝晖告诉记者，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是不允许有重点学校的，但这一法律在具体实施中或许存在不到位之处。而要想均衡社会资源，政府必须下决心增加教育投入。“均衡教育资源不是要把现有的好学校办差，而是要将那些相对差一些的学校办好，向好学校的水平看齐，这就需要政府拿出决心增加投入。”储朝晖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中指出，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

　　而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

　　16年过去了，“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 (文中涉及当事人为化名)

　　案外人语

　　20余名学生及其家长被骗，60多万元被骗局套走，骗子为何能如此轻易得逞？

　　翻阅近年来发生的各类招生索贿和招生诈骗的案例可以发现，参与非法活动的教育工作者的身影随处可见，这成为导致大量学生上当受骗的直接诱因之一。

　　其次，有些学生家长确信只要花了钱就可以获得好的就学机会和条件。“身边的确有些人交了钱就上了学，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能不信吗？”一位受骗学生家长的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第三，这类事件也反映了当前学校招生政策不完善以及招生管理缺失或监管不力。一些负责人或批条子、开口子，巧立名目地一手收钱，一手招人，或见利忘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搞钱学交易，使一些家长切实感受到了“潜规则”的存在及其作用。这些都为诈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本报记者杜晓本报见习记者 任雪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