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矿一事一业”促进了农村引水工程的建设，缓解了农民吃水的困难。 杜浩江摄
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管头镇石窑村的孩子们坐在明亮而温暖的教室里，书声朗朗。
几年前，孩子们在墙壁断裂的危房里上课，冻得写不成字，如今，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比县政府修得还好。
这所学校是由焦袁平等3个煤老板共同捐资500万元修建的。在乡宁县农村，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所。当地人们说，乡宁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从2004年起，吕梁山南端的小县乡宁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
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据介绍，这个数字约占煤矿利润的三到五分之一。投资的项目由煤老板自选，并与乡政府协商。钱不经过县政府，施工队也由煤老板决定。
寻求破局：暴富的煤老板，炕头冰凉的农民 近年来，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暴富群体被社会关注。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同步增长的，是山西省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
2009年9月，吕梁市纪委课题调研组深入调研发现，有不少煤老板资产达到几十亿甚至数百亿元，而以吕梁为例，最发达的孝义市农民人均年收入6750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2009年10月12日，因为矿权纠纷，吕梁市临县白家峁发生血案，100多名手持棍棒、砍刀的暴徒冲向手无寸铁的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伤。案发不久，原白家峁矿矿长、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金山自杀。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一名处理此事善后的吕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痛心疾首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如何平衡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山西基层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山西省吕梁市常委、纪委书记张效彪在担任乡宁县县长时，有一次下乡，车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突然间尘土飞扬，迎面冲出一辆崭新的奔驰600。乡干部告诉他，这是附近一个煤老板的车。
回来不久，张效彪收到一封当地关王庙小学教师的来信，反映煤价太高，学校买不起，孩子们冻得写不成字。
乡宁是山西省产煤大县，全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身处煤乡烧不起煤？张效彪立即赶往关王庙，结果“让人伤心，不光是学校，许多农民的坑头都是冰凉的”。
这两件事让张效彪深受触动。
实际上，随着乡宁县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不搞“一矿一事一业”，张效彪完全能当一个“太平官”。但看着县里的贫富悬殊和由此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让他觉得“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2002年煤价飙升，身家上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常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掷千金。与此对比的是，乡宁县农民2004年人均年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必须要想想办法了。必须要引导煤老板走正路，不能让他们把煤挖光后一走了之，要给乡宁老百姓造福。”张效彪说。
煤老板的“原罪救赎” 让煤老板从口袋里掏出成千上亿元去无偿修公路、建学校或投入收益远低于煤矿的其他产业，会不会激起煤老板的强烈反抗？
张效彪承认“当时谁心里都没底”，但政府经过大规模宣传发动后，100多个煤老板把争买豪车的劲头用到了捐资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一名当地官员说，“"一矿一事一业"给煤老板提供了舞台。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
官员介绍，这种方式也会让一些不愿“出血”的煤老板有苦难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乡亲们的口水是强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
煤老板“豪富震江湖”的同时，频发的矿难又为他们的名声添了许多“煤灰”。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
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对此并不否认：“百姓对煤老板有看法，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挖了这么多年煤，没给家乡父老留下什么。挣下的钱怎么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现代企业家，必须要有道德的血液，这血液要流到最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身上。”
山西金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立农坦承，每一个煤矿都不同程度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破坏，有的非常严重。“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如何弥补。”
兴办教育是山西煤炭企业家们最先想到的事。马立农告诉记者，他每年拿出30万元，专门资助孝义的大学生。“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年过年和资助的学生聊聊天，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看到孩子们很努力，我真的很开心。他们都是将来致富家乡的人才。”
马立农的儿子在北京上学，他想让家乡孩子们也上好学校，于是参照儿子学校的标准，投资3．5亿元先后修建了3所学校。不仅硬件赶得上，还出重金聘请名师教学。在工作之余，马立农总喜欢到他捐建的学校走走。“去学校的次数比我去煤矿的次数多、心情好。”
袁玉珠则看到，高中教育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期，很多贫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从2005年起，袁玉珠宣布要连续30年资助贫困生读完高中。“30年后的孩子变成父母，体会到教育带给他们的好处，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让他们的孩子上高中，这样就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县人民文化素质。”
中阳钢铁集团还投资一亿多元兴建水库，开通生活专用管道，让中阳百姓都用上了自来水。
金达集团近年来投入2．6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棚户区改造，使2800多人从农村搬进了移民新村；还给当地百姓入了干股，每年给百姓分红。但马立农也有个原则，对一些无理取闹的村民绝不给钱。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年底分到3000多元，回家后直掉泪：“儿子都没给我这么多钱，马二宝（马立农的小名——记者注）比儿子还孝顺啊！如果有人想到他的矿上无理取闹，我第一个反对。”
据了解，近年来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村里，没有出现村民闹事。
学界争议：“劝富济贫”实验合理不合法？ “劝富济贫”不止在乡宁县，也在临汾市的浮山县、古县、蒲县等地开展，均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而其中乡宁县的捐款规模最大，达到6．5亿元。这批巨额资金中的3．5亿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个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农村公路、建学校和解决吃水难问题。另外3亿元资金则投向“一业”，出现了高天牧业、惠民养殖厂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业。
在2005年1月，张效彪当选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在升任吕梁市纪委书记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始实行“一矿一事一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乡宁模式”放大来讲，实际是政府主导、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产权上的问题。“政府只能进行有限干预。宪法要保护个人财产，但乡宁这种行为在劝富和劫富之间找不到一个点。”他认为，解决贫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税收解决。
张效彪承认，也有一些煤老板在背后骂他。但他强调，当地历史欠账太多，大规模动员民间资金进入公益事业，事实上也是财政困难逼出的无奈之举。根据目前财税体制，县级财政的三分之二需上缴，可用财力极少。在资源利润超常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控”。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劝富济贫”于法无据，但符合现实。“政府部门发个文件就收钱，企业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矿交纳的这些钱确实用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调整，而且必须符合市场原则”。
另外周天勇认为，既然一吨煤已经收了30元，政府部门就要减少收费，收费过多会影响企业发展。
而山西本地的专家更倾向于认可这一实践。
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认为，“劝富济贫”政策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符合资源型省份的现实。在分税制的现实情况下，只能让民间资本在公益事业上担当主角。
山西省委党校公共关系学教研部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树信说，随着现代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一矿一事一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秘书长杨鹏建议，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煤炭企业公益基金会，把钱投入基金会进行规范管理，既实现了政府要求工业反哺农业的需求，又不和现行基本的法律相冲突。
煤区未来的发展之路 在山西，采煤、炼焦带来的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资料显示，山西省每年挖5亿吨煤，使12亿立方米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整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
而这些隐形的损失并未计入煤炭成本。据官员介绍，乡宁县每年1000万吨的煤炭产量带来的隐形代价是7亿多元，“把乡宁的财政收入全贴进去都不够”。
据统计，近20年来，山西全省因采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86多亿元，约占同期GDP总和的3．1％。所以，山西被称为“燃烧自己的煤，照亮别人发展的路”。
被称为“煤海”的山西，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当地官员认为，应该趁着煤炭利润丰厚时发展接替产业，乡宁的“一矿一事一业”、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探索。
2003年初，乡宁县煤焦实业公司投资1．3亿元，开发野生翅果产业。如今，这一项目已带动周边200多个村的2000多个农户，发展种植基地3万多亩。农民们原来种粮食一亩地年收入100多元，现已近千元。
“项目既绿化了家乡，又带领农民致富，同时也使公司自身实现了战略性调整。”乡宁县煤焦实业公司董事长张连水自豪地说。
随着煤炭不断开采，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孝义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地表塌陷使得农业空间、收益都连年递减。马立农的思路是把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以新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家庭财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富裕问题。富裕就是盛西新村将来的发展目标。”马立农说。2009年，他组织团队学习了全国9个先进村的经验，准备在移民新村里建设现代农业，打造“山西第一村，要赶上华西村”。
目前，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也正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他打算利用10至20年时间，每年投资5亿元，打造一个“全新的农村”。
被称为“山西第三大富豪”的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刑利斌，也在忙着建设核桃产业带动下的农村工业园。目前第一期包括12个自然村、种植8万亩核桃树，将建起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链。
这需要持久的投入，而且预计10年后才开始收益。但邢利斌很有自信，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种30棵核桃树，一棵树产40斤核桃，一斤核桃卖10元，1亩地收入有1．2万元，深加工后产值更多。
“怎么能让土地里长出金子来？这需要现代企业营销和管理。现在农民种地一亩地产值只有1000块钱，我要让它产到1万块、10万块。10年以后进入稳产期，农民就致富了。”邢利斌描绘着企业和乡亲的发展蓝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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