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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腐败风蔓延学校 教师却无力改变亦成受害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0年01月08日11:36

  灵魂工程师的内心世界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武汉市一位中学校长的话道出不少教师对当下教育的反思,但是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名教书匠,多数教师却无力改变制度与社会的缺陷,当下大行其道的应试教育所戕害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这一点,湖北省汉川县城关中学,一所中国再普通不过的县城初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也极具代表性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湖北武汉 汉川

  教育者的开场白

  “你看我们的武大附中,为了提高升学率,本校有校长人选不选,到天门市找了一个搞应试教育的行家来当校长。这位校长到任后马上从农村招来一批穷学生,不收学费,提供奖学金,只要他们能考取大学提升该校的升学率。堂堂大学的附中,都到这个程度了,社会基层的基础教育也就可想而知。”

  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公寓内,老校长刘道玉的目光投向窗外,数次敲击着桌面。

  10年前武汉市教委举行的一次谈素质教育座谈会上,老人也是这般直言:

  “素质教育一直是叫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硝烟弥漫。在教育学里,没有比这两个词汇谈得更多又理解得最少。很多地方,很多学校都在不断地介绍素质教育经验。我想请他们凭良心出来说一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搞了素质教育?考一考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应试,什么叫素质?我看都是在说假话。现在的情况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素质教育推展不了,应试教育里的唯升学率又纠正不了。”他的一番话致使全场哑然,一位湖北省副省长正坐在台前。

  “教育局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校长书记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和记者谈及关于教育制度改革、应试和素质教育、课改等敏感问题。”

  在湖北省级重点中学武汉东湖中学校长办公室里,王才建双眉锁起,不愿就此话题与记者深谈。2008年年底,他还在《现代教育报》上发表了《如何在课堂上实施素质教育》的文章。

  稍作平息后,他才沉声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教育本来是全面教育人的,现在是高考怎样搞,我们就怎样做。”此后他便不发一词。

  曾任国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组长的王加绵教授建言,“建议你去寻找一所县级城市的窗口初中学校。去倾听那里的校长、老师最琐碎的所思所想。从中你能感受到在基层,基础教育的某些实质。回头再来谈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校长的担忧

  汉川市城关中学和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县级市一样,并无特色。这所当地的老牌初中除初三部设在市内的西湖路上,其本部坐落在仙女街的市井地段。簇拥学校四周的,是吃吃喝喝的大小餐馆、油兮兮的早点毡篷,小马路上的三轮车响,商店里的广告叫卖声顽强地唱至下午,不绝地传入校内。

  校长胡继熊,40余岁,镜片后的眼神不徐不疾。20多年前,他从孝感师范学院毕业,从普通老师一路升至一校之长。他的身后现在跟着30名中层干部,百名教师,千名学生。

  “我以前做副校长时还好点。做了校长后,我感到让校长安安静静坐在学校里,很不容易,很多事情很复杂。”他发自内心地感慨。

  作教师心理咨询时,曾与校长们打成一团的王加绵透露,这些窗口中学的校长们,往往精力不能投放在教学上,而是疲于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

  但凡到了中考时,校长们的手机一律关闭。只有极个别的朋友能找到他。也有人说,他们这时会收到某人捎来的纸条,如果纸条是铅笔或圆珠笔所写,校长就打哈哈不予理睬。如果是钢笔或红笔批示,他们心领神会,格外认真。

  “生源数量下降后,有些情况自然少了很多。”对于王加绵的说法,胡继熊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学校在高峰期能招生1700多名,如果不是校长把控,“压都压不住”,今年却只招了700多名。

  眼下,他深感头痛的不是生源量,甚至不是学校的经费问题。“我担心的是师资力量。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一个老化,一个懒化。”

  在汉川教育界流传着一句话:哥哥姐姐教高中,叔叔阿姨教初中,爷爷奶奶教小学。

  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周洪宇说,基础教育改革首先在师资,教师无论就其数量与质量,还是知识结构都要合理。然而,配备需要有编制,政府在这方面管理得非常严格。“教师是教育的重要资源。现状却是小学教师过剩,初中持平,高中缺少。”周说道。

  1990年代中期,汉川新办4所高中,市教委将城关中学一批年富力强,师专毕业的教师调走,未再管它。

  随后,应试教育、唯升学率教育愈演愈烈,“外省学校挖本省,本市学校挖周边”,陆陆续续,城关中学被挖或自动调职的优秀老师又流失了一部分。

  以胡继熊的年龄为界,中年老师占这个学校编制的20%,直接从专科或当地电大毕业,来到学校的年轻教师不足20%。全校英语老师加起来,仅有一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

  “我是20年前分配进来的。从那以后,年轻老师进来得蛮少,有的留都留不住。老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代沟,暮气沉沉。”晚上8点,结束一天课程的数学老师张连娇面容憔悴,她大声直率地说道。老教师在学校里占据60%的编制比例,多数学历偏低。

  教师的抱怨

  “胡校长说不愁钱,那是他不愁学校的钱。去年城关镇政府划拨给我们一笔钱,让我们维修了学校。他本人工资能拿到两千多。这并不代表教师们不愁实际待遇。”饭桌上,管后勤的干部刘兵大快朵颐。

  刘兵自恃家中际遇不错,不然靠每月工资卡上的1300多元,日子怎能过得滋润?

  “这千把来块还是3年前稳定下来的。更早以前,教师的工资要从学费里凑。有些老师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长年依靠他的微薄工资过活,又带毕业班,又是子女升学。”刘兵摇了摇头。

  “我老公就没有工作。一个儿子正准备考大学。上面还有个80多岁的婆婆要养。”声线沙哑的周丽是初三(9)班的班主任,生活闭塞单调,工作与生活的重负让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

  城关中学的老师们晚上回家,路过条件更好的市实验中学的大门口,看到接送的私家车车水马龙,不免心生不平。

  “学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家庭背景好的学生都上了他们那里。政府教委扶持的不是我们。我们的学生家里要么是从乡上转到街上,要么是父母双职工下岗,外出打工,要么是家庭收入微薄。家长一方面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又要谋生,没有能力管自己的孩子,仅仅能顾到吃饭的嘴巴。学校也想孩子们考得好,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前途有了,学校也能提高声誉引来生源。几头的担子最后都落在老师的肩上。”

  班上有男生染上网瘾了,有女生早恋了,自己的家庭琐事,一桩桩一件件地缠着周丽。

  不过她仍深深地理解学生们,“他们苦啊,正在发育期,一天学十几个小时,做作业做到转钟,生活很枯燥。我们不能再犯过去教育的错,生硬地对待孩子的思想感情,又不能不顾他们的学业。”

  她直视现实的残酷,“初三是一道坎,全班58个孩子要是这道坎过不去,未来的生存空间只能越发窄小。”

  课改也令周丽们百思不得其解。江凡平等一批数学老师说,数理化进行课改后,书本上的习题是简单了,但如果不是额外加大习题量和增加补课量,学生们哪能通过真正的中考?

  “我看素质教育都是唬人的鬼话!什么加音乐课、画画课,在乡镇,素质教育根本不可能落实。我们这里老师的英文水平差,所以要牺牲孩子们的体育课去补课。开学这么长时间,他们连一节体育课都没上过。还提什么素质教育?我们的孩子生来只有一条路——鲤鱼跳龙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一样。”周丽望着操场雀跃欢呼的生命,陡然间忿忿地说。

  被焦虑症困扰的老师

  “朋友都说我屋头有个垮脸先生。”王云兰守着店铺,温和地聊起了自己的先生刘一粟。刘在城关中学教数学,这学期坚决辞掉了班主任的工作。“不做班主任后,脾气变得好了些。往日里,我在屋头弄个饭,巴不得等他回家一起吃。他一回来就把脸丧到,我最怕他这个样子。”

  刘一粟年轻时不想教书,只因家境困难,迫不得已,教书一生的父亲逼着他考了汉川中师。人生抱负不能得以施展,注定蜗在乡镇里教书,这是他心头的一大郁结。慢慢地,他将重望寄托在学生身上。

  他引以自豪的是,“我带过最差的班,毕业时这个班考了全校第一。学生们在路上亲热地冲我叫‘一粟哥’,把讲给我的话写成纸条,一张张塞进瓶子里送给我……”

  “没想到去年我带的班太差了。我教书30年了,是不是读书的苗子,一看就知道。”

  同一数学组的张连娇说,老师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儿女与所教最优秀的学生相比。刘一粟年近半百,偏遇学生不上进,儿子又考试不如意。

  这点让王云兰眼泪婆娑,“他觉得儿子考了个三类大学,没有为他争气。他人是很好的,就是气头上说出的话生硬得不得了,堵得你心里难受半天。”

  刘一粟断定是学校人事关系复杂,自己不谙此道,才把最差的班交给了他。

  2004年,针对全市所有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状况,武汉市教科所组织过SCL-90心理健康量表测试,“情况表明初中老师心理压力最高,高中老师次之。”此外,中青年教师焦虑得分指数最高。

  产生压力的因素除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情感纠纷外,“主要来自整个基础教育的重荷,老师是直接承受者。社会的期望,升学率以及它带来的学习要求,包括从早到晚,老师陪着学生无休止地学习等等,这种压力确实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

  说话者是武汉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工作室江南点负责人石小林。2008年11月,该工作室由武汉市教育局主持创办,武昌与汉口两地分别设了江南点与江北点。

  江北点负责人张国成说,焦虑症状严重的教师,已呈现躯体化病症与神经症表现。他们通常肠胃不好,睡眠不佳。严重者的干群关系已恶化到极端敌对偏执、需要进行专业精神治疗的地步。

  2007年年底,武汉市某区教育局再次组织问卷调查。小学到高中共305位老师,其中145人称不愿担任班主任。在回答“您认为许多老师不愿当班主任的主要原因”时,有160人表示:现在的学生不好管理,而家长又不配合;166人表示,学校给班主任的压力太大,工作太繁杂;177人表示班主任待遇低,与付出不成比例。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武汉江岸区教委人事科科长张专江重复着这句话。

  可是面对“县镇乡村教师的心理压力将如何解决”时,他只能抱歉,武汉教师心理工作室尚且乏人问津,至于何时辐射到周边城市,为乡镇教师进行心理咨询,他们不得而知。

  “估计实行了绩效工资以后,县级教师的压力会有所缓解。绩效工资的整个概率根据划分,农村教师还要高于我们城市教师20%。” 张专江想了想,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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