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国际热点焦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专稿

　　编者按：

　　2009年12月25日，国际研究学部主持召开了2009年度国际热点焦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国家安全问题、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对中欧关系新趋势的思考、对中非合作的思考、拉美形势与中拉关系、俄罗斯形势与中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以下为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张蕴岭：可从三个角度观察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如何看待东亚合作？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想干什么、要干什么和能干什么。

　　先从“想干什么”的角度来分析。“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尽管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被接受，但如何落实这个构想出现了分歧。关于政治合作构架，从2004年就开始操作，但共识难以达成。在自由贸易区方面，由于认识上的分歧，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唯一取得新进展的就是金融货币合作领域。关于金融货币的合作，2003年启动“清迈倡议”框架，建立以双边互换货币协议为基础的机制，后来，双边变成地区多边机制，现在进一步发展成1200亿规模的外汇储备库。不过，尽管取得了进展，如何深化也有很多的问题，目标并不清楚，还在摸索往前走。

　　从“要干什么”的角度分析，各国参与目的不一。东亚合作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深，形成了东亚的生产网络。但实际上自由贸易区以多层框架的“东盟＋1”为基础。中国于2000年提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日本、韩国等国马上跟进。到现在为止，东亚地区完成了六个“东盟+1”自由贸易区。“东盟+1”结构最符合东盟的利益。东盟尽管启动了东亚合作，但是它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这些平台加强自己，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因此不积极推动更大的区域深度一体化。日本则希望东亚地区的经济规制整合，而不是市场的全面开放，以设法平衡中国。因此，日本积极推动东亚峰会，而在推动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区方面则非常谨慎。韩国是东亚共同体的倡导者，但除了构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其他的不太积极，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正式表态要和中国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印度通过参加东亚峰会加入东亚，但对东亚合作并不太投入，而更愿意推动亚洲框架。澳大利亚、新西兰更是半信半疑，所以澳大利亚提出倡议，就是搞亚太共同体。对美国而言，尽管亚太地区的APEC将其与东亚连接起来，但是美国对东亚合作存在担心，更希望东亚合作进程胎死腹中。显然，参与各方在“要干什么”上想法不一，必然影响东亚合作的进程，导致合力不足。这是东亚合作进程的问题所在。

　　“能干什么”是现实的选择问题。东亚合作这个框架在，大家的积极性还在，这很重要。东亚合作进程时间还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现实、务实。我看不要急于谈共同体理想，在多重框架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各种框架要更好地分工，实行竞争性的发展。从2010年1月1日开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落实。区域合作要服务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要在区域合作的内容和推动重点上有所变化。周弘：欧盟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副主任、欧洲研究所所长

　　2009年欧洲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些看起来挺琐碎，但不能忽略这些琐碎事情的蝴蝶效应。

　　2009年下半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态势出现了触底的现象，尽管一些专家预测2010年第一季度欧盟经济增长率继续略高于零增长，但弱势增长态势将持续到年底。这是最基本的判断。虽然欧洲在金融危机下没有产生恐慌，但却发生了大量的深层次变化，这些变化每每影响世界，而世界的变化反过来再压迫欧洲进行变化。2009年这一主题显得特别突出。

　　这里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面对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欧洲也不例外，从一开始英国和德国的救市计划出手动作都相当快，在欧洲掀起了像是金融机构国有化那样的浪潮。在这种浪潮下，每个国家的举动都不一样。欧洲虽然是一个一体化的大市场，但它在金融管制方面还有一些国家控制的原则。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各国不可避免地自扫门前雪，第一轮受到伤害的是匈牙利这些经济上依赖西方较多的成员国。

　　其次，原来欧元区规定的财政赤字规则被打破，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各国都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救市，这样就形成了第一轮的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即国家的作用增加了。欧盟认为这样一种自扫门前雪的状况毫无疑问对于欧洲的长期发展不利，于是开始介入，敦促欧盟采取协调行动，平衡在欧盟层面上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此番调整中，在国家和市场的天平上，国家占了些上风，此后不久，代表更大市场规则的欧洲联盟（实际是超国家的市场），又回过头来对国家的力量进行规范，出现了新的很微妙的平衡状态，保持了欧洲在外界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平衡的发展。

　　另外，在政治领域，欧盟在国际上积极地推销欧洲治理理念，如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外交的主题，围绕低碳经济和新能源开发等问题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并把所谓增长模式之争也引入了国际体系。但美国等一些大国并不同意欧盟提出的一些要求，所以欧盟在其软实力不起作用的时候就要加强硬实力建设。2009年，当里斯本条约在爱尔兰受阻的时候，欧洲舆论对爱尔兰施加了很大压力，最终促使该国完成了批准程序。

　　可见，2009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欧盟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政策和政治政策上走钢丝，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取得脆弱的平衡；另一方面在政治选举上中右翼大获全胜。这说明在金融危机中的中右翼的执政党所采取的政府干预措施、国有化措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左翼党，而中左翼党却根本拿不出在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坚持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主张。李向阳：目前中国地位上升并非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2009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里最突出的事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间崛起；二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地位的上升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目前中国这么高的地位不是常态，原因是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对手地位在相对下降，一旦走出金融危机，中国的地位还应该有一个相对回归的过程。针对中国的定位，有很多种说法。我把它界定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一界定包含三个特征：其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很多场合，如在二十国集团、“8+5”机制内，似乎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在涉及最核心利益的场合，如哥本哈根会议制定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核心利益跟七十七国集团一致。其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领域，无论如何淡化这一特征，西方国家仍然会坚定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异己。其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大国和小国所追求的目标、发展模式都存在很大差异。

　　谈到目前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还需要高度关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这点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即过去几十年美国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同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作出相反的调整。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是否有能力弥补美国人留下的需求缺口，同时是否有义务代替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作出调整。我认为两者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这是自WTO产生以来甚至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全球经济规则面临的最大一次变革。它将不仅重塑全球产业的格局和方向，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于规则的非中性特征，各国所分担的成本与获取的收益份额将取决于规则的制定。这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存在分歧的根源所在。

　　在多边层面，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热的话题就是“G2”，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中国尚不具备与美国匹配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会跟中国分享治理全球的权利。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中国跟它一起承担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定气候变化规则等，而不是与中国分享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享有的特权。

　　在区域层面，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促使亚洲国家一起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现行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安排难以承担这一任务。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主张能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该地区大国的立场。王逸舟：中国外交需要创造性思考与介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有关这段时期中国外交的新问题、新挑战，这里归纳出四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在海外需要面对的一些新问题、新麻烦。现在海外利益各种保护问题成为新情况，如今在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出境人数一年超过5000万，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有可能超过6000万。这些数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世界大国中增长最快、值得重视的现实。与此不相适应的就是海外保护跟不上，各部门间缺乏协调与统筹。最近不管是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的企业商贩经常被查抄，经常受到无理的阻挠或者敲诈。海上安全、海外利益保护和新时期投资等问题，同时是外交面临的突出难题。

　　其次，涉及中国的跨界民族矛盾问题。从当代史看，跨界民族包括“三股势力”产生的问题，由于许多国家的政府处理不当，都出了事，而且后果严重、深远。对中国而言，如何防止改革开放以来好的形势、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兴盛、民族相对比较和谐的局面不被新的矛盾所破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涉我主权纠纷有增多的趋势，而且情况比较复杂。这些主权纠纷在未来一段时期都没有彻底解决谈妥的可能性，相反有些则有可能升温或加剧，这对外交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不能让人蚕食主权权益，另一方面又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武力解决纠纷。2009年上半年突显了中国的一个困境，即经济成长并不能自动避免中国遭受安全挑战和压力，尤其是主权纠纷。

　　最后，2009年还是一场外交大考，即中国如何能够在西方越来越乏力的情况下承担全球性国际责任。欧美那些曾经的国际制度主宰者，越来越变成麻烦制造者，对许多全球性难题无能为力。2009年，传统的西方主导体制漏洞百出，不管是国际金融体制、国际气候谈判进程还是国际贸易、国际核谈判等。在这个全球谈判和博弈之年，曾经不可一世的主导体系和国家要么失灵，要么捉襟见肘，而新兴大国和发展中世界又没有拿出足够好、足够有效、足够多的替代产品。

　　这些都是很好的窗口，让我们观察到中国外交需要有创造性的思考与介入，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要丰富和发展。中国仍要坚持不干涉原则，但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期待的国家，中国如何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自主性的前提下，积极有效介入各个问题领域，提出我们的办法与思路，就是一大挑战。时殷弘：中国国内健康发展与战略安全休戚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内部难题之巨大和复杂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最甚的地步。中国的重大瓶颈与在美欧肇始的全球性经济困局一起，昭示世界现在没有任何大国在为其本身的社会提供优良和真正有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世界各大国的根本瓶颈，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竞赛，赢则久盛，输则必衰。

　　中国在与世界交往时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在争取继续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防范、控制和消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要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多更深刻地反思一个重大事实：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技术甚至投资场所形成了那么大的依赖性，这些过大依赖又加剧了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健康。

　　中美之间还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关系位置”方面的变动。美国现在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国主要在财政金融、国际安全、“世界领导”三大方面大有求于中国，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华的软弱地位。中美协调与合作以利双赢的天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宽广。双赢和共赢广泛被认作是非传统的，但是其中仍有重大的传统国际政治成分，即关于谁赢得多、赢得意义大、赢得成本低的竞争。另一方面必须明白，特别是当前，奥巴马的敏锐、灵活和亲和态势已经在国际外交的“友好”竞争中得分不少，同时美国不少人鼓吹的“两国集团”概念正在增进世界一些重要角色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心理猜忌或情感疏离。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且机会多多，同时其中的障碍、隐患和陷阱也不算少。战略积极性与战略警觉心永远同时需要。

　　回到全球层面，有一点已越来越重要，那就是相应于中国愈益增进的国力、国际利害关系和伟大强国抱负，中国在今后须进一步增加对国际责任的承担，而它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应付外部世界的压力或期望，而在于促进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愿望的世界秩序及其各分支体制。特别是在减小国际贸易巨额顺差、更积极地致力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生态保护、更有力地从事国际防扩散这四个方面，增进的义务承诺和责任承担首先与中国国内健康发展和中国战略安全休戚相关。高洪：日本政局及对外关系呈现新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政治转型持续不断，而自民党政府却始终未能够有效地解决横亘在政府面前的“三大难题”，即无力振兴“后成熟期”长期低迷、疲软的经济局面，高达GDP180%以上的政府巨额财政赤字逐年增多，整个社会处于“少子老龄化”环境下经济与就业不断恶化。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愤懑日积月累，安倍、福田、麻生三届政府接连垮台，致使自民党政府的公信力和日本的国际信誉大幅滑落。相形之下，主张“重视民生”、“刷新政治”的民主党逐步占据了自民党丢失的社会基础，终于在2009年8月又一举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建立起以民主党为核心的鸠山联合政权。

　　目前日本政局上存在一种“怪现象”：一方面，自民党受到大选重创后，国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能够对民主党形成挑战的对手；但另一方面，自民党留下的经济难题，复杂的社会难题几乎是“无解”。结果是民主党支持率高居不下，鸠山政府的支持率却在一路下跌到50%以下，显示出“好景不长”的苗头。就目前情况观察，民主党政治上“发展经济与落实福利承诺”的矛盾为重要矛盾，难以振兴经济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党内以“小泽集权造成的党政矛盾”为主要矛盾。随着2010年参议院选举临近，新老保守政党间的矛盾斗争可能激化，两种矛盾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形成新的政治斗争格局。

　　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建立政权后，民主党马上着手推进对华关系，以便尽快把以“长城计划”为基础的政党交流升级为代表国家的政府外交，两国政府的外交“磨合”可谓“开局良好”，这是两国政府与民间积极努力的结果。民主党核心成员明确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双方约定“不挑战对方的战略底线”，体现出相互包容与理解的姿态。在经济、贸易、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金融危机成为新的契机，促使中日正在取得新的、实质性的进展。目前，中日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后两国关系的可能状态将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干杯外交”时期，也不会倒退到“政冷经热”的低谷，毋宁说是一种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相邻大国的成熟关系。

　　文字整理 奚平 袁华杰　本版摄影 朱高磊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