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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