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研究“白皮书”出炉 未回避南京大屠杀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白皮书”出炉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昨日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这个由两国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两国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对古代、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

　　双方将近代中日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起因、南京大屠杀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此次发布的报告不包括战后史部分，将在下一阶段继续研究。

　　不回避南京大屠杀等问题

　　为了破解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2006年中日各派出10名学者组成委员会，开展了共同历史研究。去年年底，委员会宣告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将于本月公布由双方各13篇论文组成的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昨天向本报提供了刚刚发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报告书分中方报告书和日方报告书两册，共530页。报告书称，论文是在两国学者共同确立题目和研究关键词的基础上，分别撰写的。

　　通过报告书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中日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题目包括东亚国际秩序、中日社会的相互认识、日本向大陆的扩张政策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等。

　　对于中日之间的一些敏感历史问题，报告并未回避。例如对于南京大屠杀，双方都认定南京存在大规模屠杀行为，虽未对确切死亡人数进行讨论，但都引用了两组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侵略战争”最后阶段写入

　　对于这份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日学者都给予了肯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用“求大同存小异”来评价报告，认为双方学者在最重要方面取得共同点。

　　在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中，双方学者都明确：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报告书中，也就“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了阐述。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对日本媒体表示，两国学者都在努力根据事实撰写论文。

　　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注意到，在报告中提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学者不但引用日本学界一般观点，还介绍中国学者观点，认为日本走上军扩道路不是偶然现象。

　　取得共识的背后是大量的交流。例如对于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共同题目的确定，中方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说：“每个词的表达都是经过艰辛讨论后确定的。”据王建朗透露，“侵略战争”一词是在最后阶段才写入题目的。“日本主流学术界不否认侵略，但在写文章时，往往回避用到这个词。”

　　此外，双方在学术上还存有分歧。王建朗说，日本学者注重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强调“偶然性”，而中方则强调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计划性”。例如，对于卢沟桥事变，中方的表述为，此事件作为个案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它的发生又有必然性。

　　达成一定共识不容易

　　从诞生之日起，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共同学术研究就受到各方关注。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中日学者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学术交流很多，但大多是讨论会形式，没有进行系统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两国政府尝试推动历史研究，但当时中方以“协助”日方姿态出现的，并非“共同研究”。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看来，此次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在于中方和日本学界主流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以往，我们接触的大多是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观点与中方没有太大分歧。”杨奎松说，从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构成看，中方以历史学者为主，日方则几乎没有历史学者，主要由政治学、法学专家组成。“他们大多是受自由主义史观影响的学者，代表日本的中间派，甚至还有个别人是稍微偏‘右’的。能和他们在侵略等各种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达成共识，很了不起。”

　　学术分歧别与政治挂钩

　　“学术上有分歧是很正常的，请媒体不要扩大这种分歧。”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说，中日历史问题是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的现象，不能把学术分歧抬到政治层面上。

　　步平说共同历史研究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第一步，希望能通过冷静的研究促进两国民众感情的沟通。他表示，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双方学者将会把对方的报告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在合适的时候推向大众。

　　在公布共同研究报告中，没有战后史的研究成果。对此，双方表示，相关资料尚不充分，同时还要考虑到现实政治因素，将把其纳入到第二阶段继续研究。报告中说，对于积累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上的而历史认识的分歧，这仅是共同历史研究的开端，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交换意见，深入研究。

　　“德国、法国从二战后就开始着手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到2006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步平说，双方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报告要点

　　1.关于中日战争：两国学者将此定义为“侵略战争”。中方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民族灾难”。日方表示，在战争中让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被迫作出牺牲，明确了战争责任。

　　2.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双方并未就具体人数进行讨论，但均引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的“超过20万人以上”和1947年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的“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3.关于卢沟桥事变：中方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该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4.战后史的研究成果没有发表，将在下一阶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