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认识中日关系

　　“在进行共同研究时，考虑到不应割断历史，需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其规律与特点，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故而分成古代史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两大部分进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了古代史研究在共同研究中的必要性。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实施框架也曾明确，对两国历史的研究不只是对近现代史这一段的研究，还应研究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

　　据悉，这次古代史研究设置的课题，包括“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演变”、“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诸形态”、“中日两个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性特征的比较”等三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别有两个具体研究题目：“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演变”部分有“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十五到十六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两个题目；“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诸形态”部分有“思想、宗教的传播与演变”和“人与物的流动”两个题目；“中日两个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性特征的比较”部分有“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和“中日政治社会结构的比较”两个题目。

　　双方成果相互补充

　　参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委员称，对于古代史方面的多数问题两国学者基本上是在学术探讨的气氛中进行研究和讨论，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还是“比较轻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史实际上是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历史。在研究中，他提出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相互认识”的课题，日方学者对此十分感兴趣，双方协定分别负责完成“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两个题目。

　　“互相的认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不能割断的，但在古代漫长的近两千年的历史里，中日互相认识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比较少，实际上却很重要，只有了解过去，才能了解今天，才能展望明天。所以我们今天对日本人的认识应该是建立在对古代、近代、现代这样一种认识和反思、总结的基础之上，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日本。”王晓秋说。

　　就课题的完成过程，王晓秋总结出三条有利于中日交流和互相认识的条件。第一，两国之间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是两国互相交流和认识的重要前提。从古至今，每个朝代情况不尽相同，唐朝时中日交往频繁、关系融洽，但是明清时期，由于两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交流相对较少。第二，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两国的互相认识非常重要，即两国之间一定要有物的往来。在古代更多地是从中国传到日本。隋唐时期，日本学习中国的各个方面，到明清的时候，虽然闭关锁国，但仍有贸易，那时中国的书籍仍然能够传到日本。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有刀和折扇等等。第三，双方人员的交往对于两国的互相认识也非常重要。比如日本遣唐使，一般都是选拔比较优秀的日本人，他们的言谈风度，受到中国文人和官员的尊重，唐玄宗也曾与他们唱和诗歌，还让人画下他们的肖像。然而，这在明朝出现转折。明朝之前，文章或诗歌中描写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正面积极的，到了明朝，由于开始有倭寇的骚扰，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有了很大转变，开始有文章和诗歌描绘日本人的狡诈和凶残了。

　　对于中方的研究成果，日方学者十分赞赏；在日方学者相对应的课题——“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中，王晓秋看到了他因条件限制而无法涉及的那部分研究，“整体来看，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互相补充的。”

　　“朝贡体制”与“倭寇”问题生分歧

　　虽然共同历史研究古代史组在讨论的时候气氛比较轻松，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分歧和争论。

　　据介绍，分歧首先体现在如何整体性把握中日关系史上。日方学者认为，“日本研究者欲从中国史和日本史相互联系的东亚地区的世界史中加以把握，中国研究者则欲将中国史定位为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史，而将对外关系史定位在其外缘。”此外，双方学者都强调，近代以前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但并不等于没有冲突，近代侵略战争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但近代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仍然存在，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前近代友好、近代不幸”。

　　王新生教授承担的是“十五到十六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研究题目，最终研究成果全文约有2万字，共分4个部分，即明代朝贡体制、中日封贡关系、东亚区域贸易和冲击地区秩序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村井章介撰写了相同题目的论文。其中，双方关于“朝贡体制”和“倭寇”的分歧成为争论的焦点。

　　双方论文均从区域史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史，即以中国政权主导的“朝贡体制”为中心构筑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中方学者论文均用较大篇幅论述该体制、中日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封贡关系”与“勘合贸易”；日方学者论文多从国内政治角度叙述日本加入册封体制的过程以及大陆明朝之外的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琉球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王新生认为，日方学者有淡化“朝贡体制”在地区国际秩序中作用的倾向。

　　在中日关系方面，双方论文均主张日本时隔九百年之后再次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并以“勘合贸易”为基础形成东亚区域经济贸易圈。中方学者论文强调双边官方关系的维持对稳定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的重要性，因明朝及室町幕府的政治紊乱造成国内局势、双边关系、地区关系的混乱；而日方学者论文侧重跨越国境、海境的民间交流的意义，甚至将对抗或战争作为积极因素加以评价。双方在“倭寇”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前期倭寇的构成以及后期倭寇的作用评价有所不同。中方学者论文指出前期倭寇基本由日本的武士、商人、渔民等组成，在侵扰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时也有当地人参加；日方学者论文则过多强调当地人的参加。中方学者论文主张无序的海外贸易对中国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明政权造成极大危害，而且日本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日方学者论文对后期倭寇则表现出积极评价的倾向。

　　另外，双方论文还在分析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时发生分歧。中方学者论文强调丰臣狂妄的野心对东北亚三国乃至地区关系造成的危害，并导致了其后中日官方关系中断、日本再次游离于地区国际秩序体系之外的结果；日方学者论文却将其作为边境军事国家的抬头以及对中华帝国的挑战，带有积极评价的倾向。

　　不过，尽管双方围绕上述分歧进行了学术性的质疑，但对双方将中日关系放在东亚区域史中加以考察的倾向作出了积极评价，并在史料的运用和具体的新观点上也给予了相互肯定。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贯穿古代史

　　中方学者在与日方学者的共同研究和交流中发现，中日两国的历史其实是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在中方学者看来，割断古代史，便难以捕捉当今中日民众之间感情的微妙变动，甚至都无法找到鲁迅在日本与藤野先生留下佳话的缘起。

　　有日本学者曾指出，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而言就像是石膏一样的凝固剂，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中国文化。谈到鲁迅和藤野先生的师生佳话，至于藤野先生为什么如此照顾鲁迅，中国学者指出原因正在于中日文化的渊源，而藤野先生也曾提到“日本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恩惠，今天中国的学生来到日本，理应帮助他”。可见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

　　双方学者称，中日两国均处于东亚的文化圈，在东亚文化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贯穿整个古代史，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也在这一期间得到了体现。在这段历史里，民间交流源远流长，中日民众友谊的内容丰富多彩，因此，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可以为两国民间的交往找到更多的情感基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