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韩俊细说“三农”热点
2月23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中外媒体座谈会上——
本报记者 李慧莲 王小霞
2月23日上午，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座谈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深度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来自美联社等50余家中外媒体的60余名记者出席了座谈会。作为曾连续7年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学者，韩俊没有让这些有备而来的记者们失望，在2个多小时内，他回答了15家媒体的近20个问题，对农民工就业、民工荒以及城镇化发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三农工作是难中之难
中国农业在最近几年取得的发展成果是举世公认的。韩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有长足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没有出现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的现象。相反，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连续六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六年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显著改善等等。可以说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国家制定的惠农强农政策。”韩俊认为，近年来连续7个一号文件表达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意愿，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理念，初步形成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韩俊说，中央反复强调“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在解释“三农”为何是重中之重时，韩俊表示这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这是对9亿中国农民政治上的一种郑重承诺；第二，“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难中之难，因为是难中之难，所以是重中之重。
而为何是难中之难，韩俊认为，原因有三点，第一，要在占世界10％的耕地上，让占世界人口22％的人吃饱、吃好，压力很大。第二，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非常大，要促进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缩小城乡差距，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第三，要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还要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大，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难题。
用工荒凸显产业转移大趋势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是与会的中外媒体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对此，韩俊承认这确实是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据他介绍，沿海地区目前不仅缺技术工人，而且普通工人也短缺，招工非常难。他们调查发现，出现民工荒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企业用工制度存在缺陷，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
“沿海企业现在必须要转变观念，如果不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今后招工会越来越难。”韩俊说，目前很多农民工从沿海回到家乡后，春节过后不愿再回到沿海打工，而是留在当地打工。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当地找到工作，主要原因是产业转移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对于农民工来说，留在当地打工，虽然可能会比在沿海打工每个月少赚两三百元钱，但住在家里不用花钱租房，还可以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
韩俊表示，中国产业经济目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沿海制造业正在升级，向产业链、附加值更高的方面提升，这一趋势在广东已经非常明显。二是中国沿海制造业正在加速向内地、向中部甚至西部地区转移。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中部、西部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产业供应链也已经形成，所以，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转移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今后10—15年内，制造业通过产业转移，仍然可以保持很高的竞争力。”韩俊说。
韩俊认为，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太多，而通过这种产业转移，将使得人口结构、生产力、制造业能有一个合理的布局。
为了迎新这种产业布局，为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韩俊介绍，今年一号文件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城市落户，要改革户籍制度。
提高耕地质量与保护耕地数量同等重要
中国如何平衡城镇化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与会记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韩俊表示，城镇化确实对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因为建设城市、修建基础设施而需占用大量耕地，同时农民进城收入提高后，消费的肉、蛋、奶、粮食量都会提高。
韩俊在回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虽然中国粮食连续六年丰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5亿吨的水平。粮食的形势也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库存非常充足、粮价基本稳定的状态，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目前这种供求平衡首先非常脆弱；其次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第三，这种平衡是一种紧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因此，中国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是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更注重以经济补偿手段来保护基本农田。
韩俊说，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说明现在的土地利用还非常粗放。如果按每个城镇人口平均来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的用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地级市、甚至县城的广场盖得都非常大，一些地级市用一、两千亩土地来盖广场的例子并不少见。” 韩俊说。
韩俊表示，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还要强化经济手段，发挥市场作用，因为土地太廉价，拿到土地太容易。
与此同时，中国土壤质量退化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韩俊认为，首要原因是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肥。据了解，中国平均每一公顷土地化肥的使用量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很多。
第二个原因是耕作技术存在问题。比如黑龙江，农民只用小四轮，很多村庄没有大型拖拉机，土地无法进行深耕。而小四轮的耕作层很浅，长期如此，土壤质量肯定要退化。现在，国家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资助农民购买大型拖拉机鼓励，农民进行深耕。
第三，是工业污染、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扩散。中国已制定了防治重金属污染的计划。
“我认为，在中国，提高耕地质量与保护耕地数量同等重要！”韩俊说。
中国必须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食品安全是本次会上媒体关注的最大焦点，在会议结束之后，被记者们层层包围的韩俊仍被追问对此的看法。记者们的问题集中在：中国农作物使用化肥较多，如何保证化肥的使用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最小化，以及如何应对转基因等新技术的运用对食品安全产生的影响？
韩俊表示，中国国内目前所有的农作物产品基本上都使用化肥，否则产量就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少用化肥是可能的，但不用化肥很难做到，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农业发展中一个艰巨的任务，全世界都是。
韩俊坦承，目前，在食品包括饲料中滥用添加剂、滥用抗生素确实是个问题。这几年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治理。国务院刚刚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其它委员会相比规格相对较高，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中国对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中国的食品安全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形势依然严峻。食品安全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韩俊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执法能力，然后严格问责。”
对于转基因食品这一目前在全世界都争议不断的问题，韩俊表示，中国在转基因领域的一些研究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玉米、马铃薯、油菜等的研究技术均处于领先位置。
“我们正在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和产业化政策问题进行研究。”韩俊说，中国在转基因食品的产业化方面一直是非常谨慎的。过去，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世界第四，现在已经退到了世界第六位。
韩俊介绍，事实上，转基因水稻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有一些后续程序要走。首先转基因作为种子来生产时，必须要通过新品种的审定，作为种子来生产和和销售时，还要依据《种子法》要拿到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这些都是必须要经过的法定程序。所以，对于转基因农产品，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科学评估，依法管理。中国作为大国，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不能落后，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占领技术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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