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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铁面--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检察官蒋冬林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3月01日10:37
  新华网长沙3月1日电题:温情铁面——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检察官蒋冬林

  新华社记者曾繁娟

  2008年6月以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检察院干警蒋冬林每次被问到手机号码,都会笑答:“我的号码是:站到窗下喊一声。”这是句“真的”玩笑话。

  当检察官20年,蒋冬林舍不得买手机。他的家和办公室都在一个院子里,平时上班办案或者在家看书,“站到窗下喊一声”,就可以找到他。后来,上级单位因办案需要给他配备手机,他还有点嫌麻烦,只接不打。“下班联系我的人,多是吃吃喝喝,反正我也不去,没有手机,还图个安静。”

  在同事眼中,蒋冬林的“手机轶事”并不算太怪,他们早就给他定了性:“这个人就是能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事”。而在蒋冬林看来,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我只是一名靠拿国家工资吃饭、希望尽可能做好本职工作的普通检察人员,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认死理、说死话、做死事”

  1988年,农机修配厂工人蒋冬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零陵区检察院。20多年来,他把检察院的部门几乎呆了个遍:控告科、驻所检查室、反贪局、反渎局、民行科。岗位多次调动,“风格”却始终不变。同事们都说,老蒋“认死理、说死话、做死事”,在原则面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1993年,刚被派驻零陵看守所担任检察室主任的蒋冬林发现,一名留所服刑犯人在看守所里飞扬跋扈,还将其他服刑犯人打伤甚至致残。“这还了得,这不是典型的牢头狱霸么?”他随即建议看守所查办。但看守所长感到为难,因为这名犯人是公安局领导的亲戚。蒋冬林不吃这个,马上请示区、市检察院批准,同时组织所里干警进行调查取证。经公诉,这名罪犯被加刑3年,合并执行5年,送其他监狱服刑。随后,他还请示区政法委组织开展了一个专项活动,牢头狱霸从此销声匿迹。

  大事不通融,小事也较真。有一次,看守所里服刑人员杨某因为表现积极、改造得好,被提前两天释放。蒋冬林听说后,马上核查有无相关的减刑判决,结果发现未经任何法定程序。“这是滥用职权啊!”他毫不客气地对看守所负责人抛出此话。后者深知他的个性,不敢怠慢,立即把刚回家准备开席庆祝的杨某从酒宴上抓了回来。

  对外人坚持原则,对亲戚同样铁面无私。蒋冬林堂弟的岳父曾因打架伤人,被关进了看守所,堂弟和家人找到蒋冬林,请求关照并打听案情。蒋冬林明确表态,一切得按规定办,只能送东西到接待室,不能去见当事人。这个堂弟过去在蒋冬林最困难的时候屡屡伸出援手,还曾日夜轮流守护过蒋冬林生病的父亲。每当提及此事,蒋冬林都会压低声音说:“我这样有点"忘恩负义",但我的职责告诉我只能这么干。我一直在心里默默道歉,以后在亲情上补偿他们吧”。

  有人出于好心,提醒蒋冬林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得罪人?”他反问:“把法律看成只是死的条文,这社会就没有了正义。作为检察干警,我不得罪人,难道要得罪法律?不忠于法律,那还要我们检察官干什么?”

  “蒋博士”办案

  2008年6月,上级单位给零陵区检察院转来一封审查法官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的督办函,要查的对象就是一墙之隔的区法院。检察院犯了难,一来,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法官都很精通审判业务和审讯技巧;二来,此案涉及很多检察官接触较少、较为陌生的民法知识。

  “这个得请"蒋博士"出马。”反渎局长和副检察长不谋而合。

  “蒋博士”是同事们给蒋冬林起的“雅号”。在他们的印象中,蒋冬林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他在单位第一个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法律本科文凭,还发表法律方面的论文30多篇。蒋冬林从牙缝里省下钱购买了1500多册业务书籍,近几年从网上下载资料,自己归纳汇编了250多个业务参考文件。因此,同事们有什么法律理论和实务方面的问题,往往都会向他讨教。

  “蒋博士”记忆犹新,取得突破的那天是7月31日,“天气热得很,审了一个下午就让他招了。”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唐某极力回避问题,蒋冬林便把案子搁一边,和唐某探讨起业务,细细询问法院办理民事案件的程序。具有多年办案经验的唐某对此应对如流。蒋冬林突然话头一转,紧紧追问唐某等人涉案的案件是如何办理的。唐某顿时乱了阵脚,经不住环环相扣的发问,支支吾吾给出一串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回答。老蒋及时亮出两个书证,穷追猛打,唐某不得不承认了几个关键犯罪事实。检察院最终查清事实,区法院7名法官一起落网。同事们说,“不通融”的“蒋博士”,办案时倒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

  在反贪局任期里,蒋冬林曾查处过一起药品回扣案。涉嫌行贿犯罪的医药代表到案后,满口广东话,非常不配合,从他身上唯一的收获是搜出一个写满乱七八糟数字的电话簿,但他不予解释,侦查工作陷入死胡同。

  蒋冬林发现这名医药代表一直在挠背,经询问,得知是逃跑时不慎摔伤。蒋冬林当即找来棉签,先为他清除背上的血污,又小心地涂上跌打药。蒋冬林一边涂药、一边开导:“老弟啊,有道是"人生如棋",一着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的事情。遗憾的是,人生还不如下棋,失误了无棋可悔,也不可能再来一局。你还很年轻,还来得及啊!”最后,医药代表含泪要回电话簿,把上面零乱的数字“翻译”成受贿人的姓名、单位及数额,把全部问题和盘托出。

  “爸爸对不起你”

  蒋冬林的女儿在5岁时被确诊为世界上罕见的“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发病时腿部剧烈疼痛,肌肉逐渐萎缩。近30年来,这种病在我国仅发现14例,无法根治,唯一的办法是每天打青霉素,每年疼痛最剧烈的时候开刀割去坏死的肌肉。现在,他女儿的左腿已比右腿少了6寸。

  有一次,女儿的病又犯了,疼得在床上翻滚,哭着喊着:“爸爸,我受不了了。”按理,蒋冬林本该带她去省城医院做手术,可此时他主办的一起经济大案到了询问证人的关键时刻。连续熬了两个昼夜办完案子回到家,蒋冬林摸着女儿日渐萎缩的腿说:“爸爸对不起你啊!”然后,转过身去,偷偷抹去眼角的泪珠。

  女儿的病是他心头的痛,也是某些人的“机会”。有一年,他主办区里某干部涉嫌受贿案,这名干部的家属找到蒋冬林:“搞不好,你吃不了兜着走。”随后放下一个鼓鼓的信封说:“这8000块钱,拿去给孩子治治病吧。”蒋冬林当即退还,“如果害怕威胁,我就不会穿这身制服。我确实很需要钱,但我不会拿这种钱。”

  钱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蒋家。1998年蒋冬林的妻子衣莉下岗后,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不仅要给女儿治病,父母、岳父母4位老人也在前些年旧病、新病并发,妻子无暇再谋职业,只能在照顾病人之余打点零工。老蒋一家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同事钟玉英至今还记得初次到蒋家的情景:凹凸不平的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兼当饭桌和茶几的圆桌,两间卧室内各一张旧床和油漆剥落的柜子,仅有的这些家具全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一台从二手市场花50块钱买来的21寸电视是这个家中最显眼的家当,开机20多分钟后图像才能清晰;还有一间屋子至今仍是毛坯房,窗户仅用一块布遮住;屋角时常堆着三两个麻袋,里面装着夫妻俩捡来的塑料瓶……“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一个检察官的家会这样!”钟玉英说。

  走进蒋冬林家,不仅女同志,有些硬汉子也忍不住眼泪直流。迫于经济压力,妻子曾“小心翼翼”建议有律师资格的蒋冬林帮别人做法律顾问赚点钱。老蒋那次发了火:“检察院有规定,检察官在职从事律师活动,是违法行为。你想要我去违法吗?”

  “那些人更需要帮助”

  同事、朋友们都说蒋冬林泡在苦水里。他舍不得买手机;舍不得吃水果;舍不得开30瓦的电灯,只点一盏3瓦的节能灯;舍不得吃单位食堂两元一餐的饭,因为“在食堂花两块只吃饱我一个人,在家里花两块可吃饱全家。”

  帮别人的时候,他却出手大方。2006年,为了给一名涉及医疗诉讼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狠下心,花480元买了一套《骨伤科外科学》认真研读,最终解决了问题。获赔10万元的王老汉对他感激不已,表示要回报。蒋冬林坚决不要。妻子有点不解,他解释:“老百姓找你办事,你水平不高解决不了,难道还让人家给你掏钱买书啊?再说,这是我的工作,收了回报就是受贿,而且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苦水”里的蒋冬林不仅从未向组织诉过苦,还拒绝“特殊关照”。每次单位向灾区捐款,或给重病干警捐助,他总是抢着出钱。同事不忍心收,他始终坚持。

  对于现在的生活,这位被岁月磨得单薄瘦弱、身躯微弓、皱纹满额的湘南汉子,流露出满足的笑容:“我给父母养老送了终,女儿大学也毕业了,国家给的工资也越来越多,生活已经越来越好呢。”

  2009年9月,蒋冬林获得了永州市“敬业奉献模范”称号和一笔奖励。然而,不到一个月后,蒋冬林就在永州“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悄悄让妻子将这笔奖励款和市、区给他女儿治病的钱共计17000元全部捐出。

  “我太知道需要钱的滋味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那些人更需要帮助。”蒋冬林说。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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