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一家三代人60年的福利账本

[提要] 在“民富”成为中国前进方向之时，我们透过甘肃退休干部张朝辉一家人60年的福利账本，或许可以在微观层面上，看到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富”与“民富”间的你进我退，丈量距离“民富”还有多远。[我也来晒账本]

　　1986——1997 社会福利社会办

　　【社会福利社会办】改革开放后，原有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被动摇，社会保障开始了一切围绕市场经济服务的改革，社会化逐步替代了单位化，个人开始和企业一起分担交纳保险费的义务。

　　“经济改革动摇了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郑功成认为这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承包责任制使“五保”制度、合作医疗丧失了赖以支持的集体经济基础，城市经济改革则打破了国有单位长生不死的神话。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已经明显感觉到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支撑，改革势在必行。“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概念于是应运而生，1986年被民政部正式提出，1991年被国家明确提出。从那时起，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真正进入制度重构时期。“社会办福利”成为市场改革之后的社会保障主流。

　　1988年，张朝辉的二女儿张爱荷成为山丹县化工厂的一名合同工。按照国家对国营企业合同制工人养老实行社会统筹的新规定，张爱荷要按月交纳养老金，与企业一起分担交纳保险费的义务。“那几年，我的工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86元，养老金要交7元钱。”至今，张爱荷对此仍有点愤愤不平，因为其他在机关事业单位，甚至同在企业工作的家人，基本都是到93、94年才开始交。

　　在社会保障改革刚开始的几年中，对张家人的影响并不大。1990年张朝辉退休，按规定，1952年前参加工作的他，养老金是按退休当年工资的100%发放，并会随公务员工资的上调而上调。公费医疗依旧有效，他看病还是一分钱不花。在企业上班的儿女们，工资、福利照发，甚至比以前更为阔气。儿子张鹏亮发了如抽油烟机、防震床、液化气炉盘等大件家什。大女儿张爱莲甚至花很少的钱，住上了一套80平米的楼房。

　　真正的影响，可能要从1993年算起。“那一年，工资一下子涨了五六百，但不久后就开始交住房公积金，是基本工资的5%。看病也不全报了，我们单位是按工龄报，工作20年以上80%，10年以上60%。”身体不太好，经常看病住院的张爱莲对93年涨工资后的变化印象深刻，“而且从那以后，看病花的钱就越来越多了，药也越来越贵了。”

　　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到1994年，曾经红红火火的糖酒公司一下子陷入困境，往日的各种福利全部停发。化工厂更是惨淡，连工资都不能按时支付。

　　1997年，张鹏亮、张爱荷相继下岗。除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工龄买断款，他们领到了三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和退还的住房公积金。“我们真正成了没人管的人。”张爱荷埋怨到，下岗后他们没有了医疗保险，看病要自己全部掏钱，如果想50岁后领养老金，则要自己继续交养老保险，至少够15年。

　　1993年至1997年，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一直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行进，一切都为市场经济改革服务。这种快节奏下的社会保障改革，虽然短时间内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但新的却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对全国国民福利的管理与实现途径出现混乱与茫然。有人评价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保障改革，更像是政府甩包袱的“福利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