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代表：建议将禁止年龄歧视写入法律(图)

　　卢展工应聘遭拒，南京代表举一反三建议将禁止年龄歧视写入法律姚雯画
　　“现在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人们往往关注数以万计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对中高龄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关注不够。”在刚刚结束的南京市两会上，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高级经理徐　珺提交的《关于高度重视中高龄人员再就业问题》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同样被媒体热炒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微服私访”应聘受挫的事件。

　　年龄歧视，众所周知的用人潜规则

　　2010年1月7日，59岁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没亮明身份的情况下体验应聘一家广告公司的媒体发展员，被对方以“年龄过大”为由拒绝，公司方称，即使“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能拉来一定的项目”也不行。

　　“卢书记的遭遇并非个例。”徐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就业现状尚好　未来担忧加大》的调查统计中，南京市年龄在“36岁至55岁”的年龄组中，80.6%的人认为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就业难”。而早在2003年，南京市人口调查队就曾对该市失业人口的状况作过分析，结果表明:40岁至45岁再就业的群体为“就业困难年龄段”。“时隔6年，这一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南京一民营企业董事长向记者透露:“年龄歧视是企业用人潜规则。”

　　“35岁大限出现在白领聘用、农民工招收等方方面面。但真要去问为什么，却往往得不到确切的理由，更多是人云亦云的潜规则。”一直关注40岁、50岁人群就业问题的徐珺不禁感慨，“这些人学历低，没什么技能，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负担非常重，他们失业后家庭经济来源就中断了。”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企业外，国家机关也存在这样的潜规则。例如，按照1994年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年龄一旦超过35岁就不能报考公务员。2005年，当时36岁的四川大学在读法律硕士杨世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原国家人事部拒绝受理他报名参加考试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杨世建表示，他起诉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维护所有35周岁以上人群的“平等就业权”，提高人们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度。但是，杨世建最终败诉。

　　当然，也有打赢官司的案例。颇受关注的“七旬老律师状告广东省司法厅不予年审”案就是一例。2001年5月，谢先生报请省司法厅年审注册专职律师执业证时，该厅以其“年满70周岁属超龄”为由，拒不办理执业证年审事宜。谢先生认为，我国律师法并没有规定限制律师执业年龄，而他也不属于该法规定的“不准执业”的情形，遂将对方起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准予律师执业的三项条件，即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的三种情形，其中并没有对律师执业年龄加以限制，广东省司法厅对其不予年审注册的行为违法，故法院判令广东省司法厅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时间内完成对谢先生的律师执业证年审注册手续。

　　“谢先生的胜诉令人振奋，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中高龄人员没意识、没精力、也没能力进行这样的诉讼，只好被动接受年龄歧视的"潜规则"。”徐珺无奈地说。

　　平等就业权利，要靠立法保障

　　有资料显示，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人，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长。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40岁、50岁群体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他们的就业不容忽视。从长远来看，这个群体能否顺利就业，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国家发展是否拥有充足劳动力的问题。”看到这组数据，徐珺感慨地说，世界卫生组织给“青年”下的定义是45岁以下，可是在中国，35岁以上就意味着机会少，就业难，而这其中有不少人刚刚学有所成，这个现象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然而，在禁止年龄歧视方面，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明显乏力。例如，《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其中没有提到年龄;而《劳动法》第十二条存在同样的缺陷。

　　“尽管招工就业中的年龄歧视无所不在，却并不违法!”徐珺对此愤愤不平，“在我们国家的航班上，看到的尽是"空姐"和"空哥"，现在只有少数"空嫂"。而国外的航班上，时常能看到"空老太太"和"空老爷爷"。”她在查阅了其他国家的劳动法规后发现，不少国家都对禁止年龄歧视作出规定。例如日本，出台了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立法，禁止非特种行业在招录员工时设定年龄限制。英、美等国也先后出台了《雇佣平等(年龄)规范》、《就业年龄歧视法》等，这些都从法律角度，对年龄要求作了规定。

　　据了解，目前，我国为解决大龄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对接纳了40岁、50岁人群就业的企业，在税收、贷款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等等。

　　对此，徐珺表示，引导企业照顾特殊高龄人员就业的做法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企业对这种没有强制力的号召置之不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她认为，对每个劳动者来说，制定平等的就业规则显然比享受政府的“照顾”更重要，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平等就业”这个《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崔洁　肖水金）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