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调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新引擎
今年是宏观政策重点转换的关键年亦是复杂年
■两会焦点述评（一）■本报记者 范思立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保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经济目标，今年，尽管“双宽”政策基调仍旧不变，但宏观政策重点已转换为调结构。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即将开幕之际，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已无去年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调整经济结构成为他们研判今年经济形势的侧重点。
政策连续而有别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大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严控产能过剩来看，结构调整并非易事。据悉，今年两会上将宏观政策基调调整为‘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惠民生’。”
王大成说，我国宏观政策在具体在落实过程中，将进一步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并非2010年宏观政策与2009年完全一致，而是宏观政策方向和力度上进行调整。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尤其是针对2009年信贷增长过快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比重过高的状况，进行增长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并将政策重点从投资转向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以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结构失衡源自市场机制不完善
按照经济学一般规律，经济要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要解决内需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但反观我国经济存在内需起而不动、消费水平过低，而且民间投资相对不活跃，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即使在此次大规模信贷扩张中也是如此。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认为，此次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回升犹如对病人注射强心剂渡过难关，但经济体能否恢复到良性的自我发展，还需机理重塑，即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模式调整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张小济进一步解释，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占比过低，消费水平自然难提高，消费难提高自然依赖政府投资和外部市场；而政府保持高投资就要提高政府收入和积累，但政府的投资却存在盲目性和投资依赖症，此结果是造成各地区的产业同构、直至产能过剩；在政府过多进入相应的行业时，行业内的不平等竞争就可能加剧，市场壁垒也将增加，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受限，而投资空间受限也就抑制了民间资本的扩张；而民企在与国有企业的融资竞争中也会处于弱势。因此，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还没有建立和发挥，上述的问题也就自然产生。
增强企业活力是根本
“在市场经济，企业是经营活动的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增强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包括国企的有效退出也是减少地方重复投资、产业同构的重要保证，进而缓解产能过剩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李兰向本报记者谈及宏观政策基调时表示。
李兰长期跟踪调查中国企业生存现状，她发现，目前企业积极性不高。她认为，目前具体要做的应是，一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政府的过度介入。二是进一步清除市场障碍，进一步开放市场，给民间投资提供空间，以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与调结构相适应，发展低碳经济是另一个基本指引方向。中国政府已明确承诺减排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将对目前的产业结构造成重要影响，其中在交通运输、电力供应和建筑等重点领域将产生革命性变化。
王大成表示，不管是需求结构调整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最终能否实现还依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才能有效调整内需结构、内外需求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促消费将是长期的根本任务
王大成表示，中国的经济模式调整须在需求和供给上双管齐下，既要调整需求结构，也要调整供给机制。前者要求我们扩大内需、增加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同时积极稳定外需，后者要求我们积极调整消费与投资的需求比例。而不管是内需还是外需结构调整，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关键。因此，促消费将是长期的根本任务。
为实现消费的扩张，既要有财政补贴、降税等临时之策，更要有收入分配调整等长远之道。因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把全面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在年内尽快出台系统、具体、操作性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现国民收入的倍增。
迟福林对本报记者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时期，把中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确立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期间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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