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左联”

　　直白地说，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现实行为，不会为怀古而怀古。那么，80年了，我们纪念“左联”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今年“左联”成立80周年纪念会的中心议题是“"左联"与文化创新”。我想，东道主之所以确定这个中心，是想在80年前的“左联”跟当今时代之间寻求一个精神契合点。的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先进科技、管理理念以及技术产品的引进，我国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但就全局来看，我国源头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的水平还亟待提高，“引进依赖”和“创新惰性”仍需不断克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不能全盘复古，也不能全盘欧化，而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在文化创新方面，“左联”的确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鲁迅、瞿秋白、聂绀弩、廖沫沙、徐懋庸等人的杂文是创新，茅盾、丁玲等人的小说是创新，田间、胡也频的新诗也是创新……在特定意义上，整个“左联”时期的创作都可以视为创新。恰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需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当今进行文化建设，如果离开了革命文学传统，那就会割断血脉，误入歧途。这是显而易见的。

　　除开创新精神之外，我以为“左联”还有诸多方面的精神传统，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理想追求，二是底层关怀。

　　近日，我无暇重温“左联”作家的诸多佳作，只翻阅了案头信手可取的两篇：一篇是瞿秋白1931年9月3日创作的散文《一种云》，另一篇是夏衍1936年4月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一种云》这篇600字的散文中出现了一连串象征性的景物。读者可以明晰感觉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旧中国，好比“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一点光明都没有”。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好比“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大西洋上的狂飙”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最危险的时候”。那些盘剥农民的地主好比“田地里的土蜘蛛”，那些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好比“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作者在漫漫长夜中期盼着黎明的曙光。那刚刚发现的彩虹，使他认识到祈祷的无用，只有靠自己去做霹雷闪电，才能冲破满天的愁云惨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许有读者会把“霹雷”“闪电”视为“暴力美学”倾向，但作者那种改造罪孽人间的理想和信念，至今仍使期待天边出现七色彩虹的人们为之感动——尽管当年瞿秋白发现的彩虹，虽然色彩绚丽但仍然有些朦胧，或者在希望与憧憬中含有若干幻想成分。“左联”战士跟瞿秋白一样，都是些在暗夜中仰望星空的寻路人。他们都是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投身于革命营垒的。有的为理想入狱，如艾青、周立波、楼适夷、孟超、廖沫沙、丁玲等；有的为理想献身，牺牲于曙光显露之前，如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他们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第一页。我想，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总会需要柔石这种“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的精神，总会需要殷夫这种夏天穿着棉袄仍不忘文学事业的精神，总会需要“左联”战士这种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想做个普罗米修士给人间以光明的精神！鲁迅在《热风·圣武》中说得好：“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

　　跟瞿秋白在《一种云》中采用的象征手法不同，夏衍在《包身工》中采用的完全是写实的手法：纺纱厂车间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压轹。一群“现代奴隶”——包身工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中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做12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他们像猪猡一般生活，像泥土一般被人作践，“手脚瘦得像芦柴棒，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如果稍有差错，就会遭到殴打、饿饭、捆吊、关黑房间等惩罚。恰如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横躺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当年日本在中国开设的纱厂，每一个锭子上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夏衍接触包身工这一社会现象是在1927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继续深入厂区，力求对包身工的生活作如实报道。由于夏衍打破了新闻性记叙和政论体议论相剥离的传统写法，将新闻性、政治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自成面目，别擅体裁”，因而使报告文学在“左联”时期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文体。《包身工》发表之后，夏衍又创作了《“包身工”余话》，坚持为劳苦大众请命。

　　虽然当今作家队伍的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除了拥有体制内作家之外，还出现了强调创作私人性的职业型作家和循经济法则进行运作的产业型作家，还有很多作家兼具不同身份，时而是政治人，时而是审美人，时而是经济人，但呼唤理性、呼唤正义、呼唤反对社会不公仍然是作家的共同追求。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灯光，是火炬，是丹柯那颗燃烧着的心。未来的文学应该是更能直面人生，更能贴近民众的文学。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虽然艺术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但无不表现出对民族、民众、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无不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代理性精神的光芒来观照现实。因此，左翼作家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同情，对平等、正义的不懈追求，仍然是当代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传统。

　　我们纪念“左联”，当然同时要吸取“左联”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在这些教训中，除开左翼文化运动理论和创作方面的不成熟之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理论创新，而是历史上早有的结论。1935年8月11日，萧三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给“左联”写信，就曾指出“左联”某些作家一度对非左翼作家采取排斥态度，“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这和苏联过去"拉普"之"非同盟者即仇敌"口号很相符合。这样一来，便也使我们忽略了反帝反封建文学……”刘少奇在以“莫文华”的笔名发表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中，也指出“两个口号的论争”的最大意义，“是在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1936年3月初，张闻天和周恩来以“洛恩”的化名给冯雪峰的信中，更尖锐指出“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令人痛心的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不仅如刘少奇所说，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到后来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胡风的悲剧、冯雪峰的悲剧、丁玲的悲剧乃至“四条汉子”在“文革”中的悲剧，都跟30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有着内在的关系。今天在推动文艺大繁荣、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倡不同的创作风格，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继续促进文艺界、学术界的大团结，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任务。

　　在80年后的今天，“左联”的业绩和精神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而存在。人类历史是一条既延续而又变异的时间链条。任何人都不可能返回洪荒时代去重新创造历史。因此，有存在就会有传统。只要人类生存，传统就不会终结。然而，传统并不是墨守陈规者的依恋对象，而是前辈为我们进行合理反思提供的经验累积。作为传统，即使是最优良的传统，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准确甄别传统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以及那些已经过时的部分，是传统继承者面临的艰巨任务。甄别传统的手段是理智，继承传统的目标是创新。

　　此文原文7000字，本报发表时有删节。——编者注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