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组图)

　　来源：湖南电视台-etv《法制周报》

大女儿杨庆玲在即将被拆的杨家老屋。

谈及日军侵略中国的历史，杨养正老人仍愤恨犹存。

　　“寻访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发起“寻访最后的抗战老兵”活动

　　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

　　《法制周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图 发自重庆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抗战老兵个人的历史，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抗争的历史。

　　1937年10月26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军队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日军对抗，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出上海城。在四天五夜的惨烈战斗中，毙敌两百余人，史称“八百壮士”。中国军队以生命的代价，赢得了这场孤军之战的胜利。毛泽东主席曾为“八百壮士”题词，“八百壮士，民族革命典型”。

　　73年后的2010年2月25日，“八百壮士”最后的幸存者——96岁高龄的杨养正先生，在重庆寓所独家接受了《法制周报》记者专访，以亲历者的身份口述了那段珍贵的历史，以及73年来孤军英雄的人生故事。(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我们谨以此文向杨养正和曾经的抗战英雄们致敬！

　　2009年11月2日， “八百壮士”之一的老兵郭兴发在上海宝山辞世，享年93岁。

　　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八百壮士”在世老兵之一的王文川因病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91岁。老人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再去一次四行仓库，缅怀牺牲的战友。

　　我们痛心，经历漫长岁月的战争、动乱、病痛，已是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所余无多，他们正在迅速而悄然地凋零！年轻时，他们曾奋起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而如今，他们是最后的抗战老兵，是民族抗战史的“活化石”， 抢救这段即将淡出的历史迫在眉睫，为此，《法制周报》特别推出“寻访最后的抗战老兵”年度大型策划，记录、挖掘和抢救这段珍贵的历史，呼吁更多人关爱最后的抗战老兵，寻访热线：0731—84802117，邮箱：234386073@qq.com。

　　“我在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四天五夜”

　　为了干掉敌人的坦克，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坦克猛力扫射，就在此时，敌人的炸弹落进砖瓦房爆炸，一块弹片正好射到杨养正的左眼。杨养正说，73年来，这只义眼时时提醒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2010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五，杨养正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96个元宵节。

　　这天，84岁的老伴赵孝芳很早就起了床，她帮杨养正穿好衣服后，扶着老人来到客厅的一张老式木沙发上坐稳，拧开了收音机的开关，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养正开始静静地收听新闻节目。

　　住在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一套三居室的民房内，杨养正和赵孝芳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协助母亲照顾父亲的大女儿杨庆玲，早早地将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午，杨家人将陆续来到这里吃团圆饭，陪老人过节。

　　杨养正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但听觉还好。他每天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听中央台和重庆台的新闻。

　　《法制周报》记者是进入新年后第一个来看望老人的记者。老人神情矍铄，朗声回答记者的提问。

　　隔着73年的时光大幕，在亲历者杨养正的眼中，这些事情就仿佛发生在昨天。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清晰。

　　“当时我们奉命进入四行仓库，在还有30多人没有进去的情况下，日军就攻到了四行仓库左侧的脚下，战斗很快就打响了。里面的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日军开始退却。”

　　“我当时是一营一连一排的排长，奉命进驻的是四行仓库隔壁的一个砖瓦房（实为大陆路银行仓库，记者注），里面装的全是糯米、小麦等粮食”。

　　“进入四行仓库后，我们就开始构筑工事”，杨养正说，他所在的砖瓦房，一面临苏州河，后门通大马路，他将手下的30余名兵力分两拨安排，一半在三楼，另一半在一楼，自己则在各处不断地巡视。

　　1937年10月26日到10月30日凌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悲壮的一页。(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这四天，仅有400多人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为迷惑敌人，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上海银行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有的仓库)，阻击日军，为主力部队撤退提供掩护。这一段历史，史称四行仓库保卫战。

　　10月27日，杨养正在例行巡视中，看到敌人在侧前方“一弯二弯的，好像对着我营房修筑工事”，便将情况向前来巡视的团长谢晋元报告。“谢团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对方确实是在修工事，他当即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对面就是一阵扫射，当即就有几个日本兵倒了下去。”

　　在这四天里，杨养正不仅亲眼目睹了曾经感动千万民众的杨慧敏女士越过苏洲河封锁线送军旗的一幕，也亲眼看到了何香凝在苏州河对岸对守军官兵的问候。

　　“那个时候，在苏州河对岸观战的上海民众，每天都有数万人”，杨养正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可以有观众的现实战争，人们看打仗都是在电影院，惟有四行仓库战斗是可以在现实中亲眼看到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市民越过封锁线给我们送给养，更多的市民，则是在河对岸高呼鼓劲。”

　　10月30日深夜，经过四天五夜惨烈战斗的官兵终于接到撤退命令。在撤退时，杨养正所在排担任掩护撤退任务。“当时，日军的坦克已经封锁了我们的退路，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杨养正说，为了干掉敌人的坦克，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坦克猛力扫射，就在此时，敌人的炸弹落进砖瓦房爆炸，一块弹片正好射到杨养正的左眼。

　　“副排长见此情形，立即和士兵一起将我架起来，在大家的掩护下撤退到租界医院，在那里医生为我换上了义眼。”指着自己的左眼，杨养正说，73年来，这只义眼时时提醒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逃脱战俘营遇新四军获救

　　“我们抗日救国，就是养了一腔正气。抢枪成功了，说明我们是正义的，天地都助我们。”

　　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杨养正首次完整地向记者讲述了抗战期间他逃脱日军战俘营、历时数年横跨半个中国的西行之路。杨养正说，他的这一经历，用几本书都写不完。

　　“从英租界医院伤愈出院后，我被（租界）当局送到了新加坡路与胶州路口的孤军集中营里”，杨养正说，奉命撤退的四百余人被英租界软禁在一个孤军营里，他进到孤军营后在那里生活了3年。在这3年多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举国皆知的事件是谢晋元团长在第3年（1939年）被3名早已为日寇收买的士兵杀害，数十万上海市民为谢团长送行，“谢团长就埋在孤军营内，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他。”

　　“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孤军营还利用废旧房屋组织生产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所生产的毛巾、袜子、肥皂等远销港澳等地，只要是打上了四行孤军工业生产社的产品，投放市场后就会被抢购，充分说明人民对孤军的支持与爱戴。”

　　“1939年，孤军营改编，一连由陶杏春任连长，二连陈日昇，三连任杰，我任四连连长。”杨养正说，此后一段时间，孤军营一直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与英租界当局的斗争，直到1941年12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营将士被日军强行接管，400多人顿时成了日军俘虏。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杨养正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被动的西行之路。

　　“当时，日本人就将我们押到了宝山营房，大约一个月后（约1942年1月），我们被转押至新龙华模范监狱，几个月后，再次转押至南京老虎桥江苏省第一监狱。1942年底，400余名孤军将士被分散押管，我们这一组大约有30余人，当时的副团长雷雄被分到了我们一组，后来他成为我们在监狱中与日军进行斗争的领导。”

　　据悉，1942年，另外一组“八百壮士”中的50名官兵，由二排长薛荣鑫（四川人）带领，被押解到远离祖国的西太平洋的拉布尔岛屿上，过着非人的苦役生活。（2009年1月本报曾推出“南洋华侨海外发现‘八百壮士’遗骨”系列报道）

　　同年年底，杨养正等30余人被日军从南京转押至安徽芜湖裕溪口淮南煤矿运煤，在运煤的列车上，杨养正一有空就带领大家唱《流亡三部曲》和《江南游击队之歌》等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

　　“说句老实话，我们每天在日本兵的铁蹄下做苦力，如果没有那些歌曲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在做亡国奴，我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逃出去。”

　　在谈及这一细节时，老英雄明显来了精神。他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当时在煤矿做苦力的有四五百人，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以雷雄为首的孤军营将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基本上不与其他苦力接触。“因为我们要暴动，必须秘密进行。雷雄将我们每3个人分为一个组，趁出工时摸清敌人的情况，包括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只要吹哨子，大家就行动。”

　　“大约是1943年4月的一天，在下午收工时，我们盯准了一个日本哨兵。大家作好了准备，一起冲上去，抢了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并用机枪扫射守兵，冲出了重围，向附近的新四军游击区跑去。”说到这里，杨养正顿了一顿，失明的双眼坚定地望向远方，言辞中充满敬意：“那个抢轻机枪的战友，在跑的过程中被日本兵打中了下巴，舌头被打断半截，仍然英勇地向前奔跑，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位于淮南铁路及和巢公路之间的新四军赶来支援，将追赶我们的日本兵打退。”

　　进入游击区后，30多名孤军营将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新四军部队休养大约半个月（约1943年5月）后，新四军一位姓徐的指导员带领大约一排的战士，深夜护送他们过了敌人的和巢公路封锁线，临行时，新四军还给他们每人发了毛巾鞋袜等生活用品。

　　从这一天开始，30余名获得自由的孤军将士，开始了主动的西行之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锁定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沿途他们先后经过了安徽的六安、河南的漯河火车站，再到河南叶县。

　　“我的名字就是在到河南叶县后改的。”年近百岁的杨养正，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在说到一些地名和部队番号、部队负责人的名字时，异常清晰，这让记者对老人惊人的记忆力佩服不已！

　　在回忆自己改名字的这一细节时，杨养正朗声诵读了写在当地一个寺庙门前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的原名叫杨得余，在看到叶县寺庙前的这副对联后，他突然产生了要改名字的想法，“我们抗日救国，就是养了一腔正气。抢枪成功了，说明我们是正义的，天地都助我们。”从叶县出发后，战友们便叫他杨养正了。

　　离开叶县后，30多人又来到了李宗仁将军驻防的湖北老河口，在那里，副团长雷雄病故，西行小组经过短暂商议决定，连长杨养正、排长陈岂凡、文书夏文渊、班长李自飞四人进入草店军校学习，其余30人由二连连长陈日昇带领，继续投入部队参加抗战。

　　到军校3个多月后，仍未开学，四人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大家提出要前往陪都重庆，获得批准。1944年春天，杨养正等四人在经过数千公里的漫长征程后，终于到达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