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披露金融危机内幕 布什试图拉中国投资

　　保尔森披露金融危机与中美交锋内幕

　　他描述说，他和王岐山相交15年，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有狡猾的幽默感”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 美国华盛顿报道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

　　一次和保尔森聊天时，“股神”巴菲特调侃说：“好像奥巴马在当选后就不再跟你说话了。”保尔森则苦笑自嘲说：“你应该去掉‘好像’这个词。”

　　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还以颇多笔墨描述了他与中国官员的交往细节，特别是金融危机时中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博弈的内幕。

　　俄罗斯曾提议与中国联合抛售“两房”债券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前一天，保尔森作为布什总统的随员，去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并观看随后的奥运比赛。但此时的美国已是次贷危机肆虐，金融海啸山雨欲来，保尔森显然难有闲情逸致。

　　他回忆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金融形势失控，尤其是避免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情况失控。保尔森在书中说，当时财政部已不断接到外国官员打来的“紧张不安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两房”是美国政府授权企业，外国政府购买了多达1万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如果美国政府听任“两房”垮台，外国政府的这些投资将血本无归。保尔森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外国政府之所以大量购买“两房”债券，完全是出于对美国政府授权企业的信任。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行动，作为一个连带后果，美国国债也会随即失去信用。

　　而中国持有“两房”的大量机构债权。保尔森回忆说，当时“在中国通信并不安全，我可不想任何有关政府授权企业很糟糕的消息泄漏出去”；因此，在当时北京的各种秘密会谈和晚宴上，“我竭尽全力向中方确保，所有事情都会正常运转。”

　　保尔森披露说，正是在北京期间，他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俄罗斯官员已和中方高层接触，并提议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以此迫使美国实行紧急授权，接管这两大企业。

　　“中国方面拒绝采取这一破坏性的计划，但这样的报道却非常让人烦恼---大量抛售将严重打击外界对这两大机构的信心，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书中说。

　　因此，8月15日，保尔森一回到美国，马上集中精力应对“两房”危机。9月7日，美国政府迅速果断行动，将“两房”收归国有，以此确保外界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

　　保尔森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他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时，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总是说，我们会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义务。”

　　王岐山则表示，中方将积极配合，不会抛售持有的机构债券。“他补充说，中国将继续持有他们在美国的仓位，他对我们采取的行动予以祝贺，但同时也加上一条警告：‘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问题可能并不会结束。’”

　　果然，正如王岐山所预言，在保尔森似乎成功应对完“两房”危机后，雷曼兄弟却宣布破产了，这随即引发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

　　财政部长在长城流血了

　　尽管保尔森在整个北京奥运会期间一直为危机担心，但这次出访却是他整个财长任职期间难得的休闲时光。他的夫人温迪以及多名子女和孙子女随行，一家人一边看比赛，一边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

　　保尔森回忆说，那几天，他和家人将“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安排到“以分钟计算”，他们每天早早起身，去“探索北京美丽的公园和历史遗迹，包括颐和园和紫禁城”，“其中一天，我们还跟一位大师练习太极。”

　　他回忆说，在参观长城一个低矮的望台时，由于个子很高、而入口很矮，他很不小心地撞破了头，鲜血流了出来，“我无法保持沉默，痛得叫起来。”

　　保尔森调侃说，当中国官员看到美国财政部长流血了，都“欣喜若狂”。

　　中国领导人在随后和他聊天时，还总是拿这个问题打趣，他们总是“带着笑意，对中国人没有建造顶部较高点的望台表示歉意”。

　　陪同保尔森一同看比赛的，还有他刚14个月的孙女威娜。棕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威娜非常可爱，中国人都喜欢抱一抱她，并和她合影。“在奥运比赛期间，他们总是给她一面中国小国旗，这让我有点不安。”

　　保尔森说，当时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报纸刊登一幅他孙女坐在他腿上晃中国国旗的照片。

　　为此，保尔森说，只要威娜手里有中国国旗，他都会把她交给家里其他人抱着，“或者，将这面国旗拿走---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因此哭闹起来。”

　　布什曾试图上阵拉中国投资

　　2008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当破产阴霾笼罩雷曼兄弟时，华尔街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也陷入了困境。投资者纷纷撤资，摩根迫切需要外部投资，才能避免重蹈雷曼破产的覆辙。

　　在当时外部投资者望华尔街生畏之时，美国人想到了中国中投公司。中投坐拥20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且它已经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可谓休戚与共。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说，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对他说，中投似乎也对注资摩根士丹利有意，“我们得到的所有信号显示，他们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保证和鼓励。”

　　麦克建议，保尔森直接和中国主管外贸和金融的最高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商讨。保尔森同意了。

　　摩根士丹利当时期待的战略投资者有两家，一是中国中投公司，一是日本最大的三菱日联银行。保尔森则回忆说，考虑到摩根士丹利当时的困境，他对日本银行能否尽快做出投资决策感到怀疑。

　　为确保中方能够投资，2008年9月20日，保尔森向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告诉布什，可能需要他就这个问题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沟通。

　　当然，接触问题必须巧妙安排，“因为美国总统不应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提出投资要求。但假如中方有达成协议的意思，我们应该安排这样一次对话⋯⋯（美国）总统将向胡表示感谢。”

　　当天傍晚，保尔森和王岐山通了电话，保尔森预估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他回忆说，尽管他和王岐山非常熟悉，经常互相开玩笑，但在那个非常之夜，“我们将幽默降到了最小程度。”保尔森向王岐山介绍了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并表达了战胜危机的乐观态度，然后，他提出了摩根士丹利的问题。

　　王岐山对摩根士丹利和约翰·麦克评价颇高，并且说，中投正考虑提高其在摩根士丹利的股份。保尔森当即回答，他们对此表示欢迎。

　　但保尔森也随即注意到，“王（对这个交易）好像比较冷淡，并对中国投资安全性表示出了关注。”

　　保尔森说，他知道这是因为中投在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损失惨重，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大争议。保尔森随即向王岐山保证，美国政府认为摩根士丹利对整个金融系统很“重要”。

　　但从王岐山“不热情”的语气看，保尔森认为，不能要求中方太多，“中国已经通过购买财政部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向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果和摩根士丹利的达成合同可能的话，王会发出信号的。”

　　保尔森随后给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助理哈德利打电话，告诉后者：“我认为中国不会向摩根士丹利投资，因此，总统给胡打电话也就没必要了。”

　　尽管保尔森这样回忆，但本刊记者也从另外渠道了解到，中投当时未能再次入股摩根士丹利，是后者在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虚假承诺稳住中投，另一方面则向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暗送秋波，达成协议。这导致中投拂袖而去。最终，摩根士丹利和三菱日联银行达成协议，日方向摩根士丹利注资90亿美元，取得后者21%的股份。

　　胡锦涛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2006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曾数十次前往中国，和中国政商两界都非常熟悉，被誉为“中国通”。

　　在这本主要讲述应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很少谈及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事务却不吝笔墨。他说，在他接任财长时，就告诉布什，他希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要取得成功，我必须使两国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密切联系。”

　　这也就有了于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保尔森说：“SED的成功，是我最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

　　最初的SED双方都将焦点聚集在战略关系上，并有效应对了当时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保尔森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机制和随之加深的两国关系，有效地稳定了中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2008年12月，保尔森赴北京出席任内最后一次SED。他评价说，两天的会议“富有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说，双方选择这些领域合作，是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些成果能为美国两党所欢迎，而且能确保下届政府延续SED机制”。

　　保尔森描述说，对话结束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保尔森一行，“他强调，SED对加强美中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并且鼓励我，从财政部离职后尽快回到中国（访问）。”

　　随后是双方的私人会谈。“我让他确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将只会更加改善，我并且建议他避免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采取保护主义举动。”保尔森在书中说。

　　“开放贸易，会让中国的所得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后退，中国失去的也会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保尔森对胡锦涛说。

　　保尔森在书中回忆，胡锦涛坦率表示：“在一些领域，我们的行动没有你们希望我们的那么迅速，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但SED也让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产生了心结。保尔森在回忆录中也说，他担心这一涵盖范围广大的对话机制让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感到不快。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就警告保尔森说，必须避免冒犯时任国务卿的赖斯。

　　哈德利对保尔森说，赖斯当时的最大顾虑，就是“你不应该有两个国务卿，一个负责经济事务，一个负责除经济外的其他所有事务”。

　　于是，保尔森找赖斯沟通，向她介绍SED的构想，并且说，一个稳健的美中经济关系也有助于赖斯处理对华外交事务。他回忆说，他当时向赖斯明确保证，“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是希望配合并和你共同工作，并帮助你取得你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赖斯也跟他开玩笑说：“记住，你在（内阁）序列中，紧随国务卿排名第二。因此，出去时只许走在我后面。”

　　周小川建议他接受财长提名

　　布什选择保尔森出任财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尔森在中国人脉颇广，尤其是和中国高层关系熟稔。在《崩溃边缘》一书中，保尔森也花了颇多笔墨，描述他的这些中国“老朋友”。

　　在SED早期，保尔森主要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打交道，而双方工作重点之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不少美国政客动辄批评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贸易巨额逆差不同，保尔森认为，不能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源于其货币政策，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保尔森在书中写道，“更大的因素，在我看来，是美国人储蓄不足，这导致我们进口太多，并对外国资本存在过度依赖。”

　　“而且，由于中国采取的是将货币盯紧美元的政策，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开始对不断扩大的不平衡抱怨连连。”保尔森说。

　　于是，在2007年底举行的第三次SED期间，保尔森对吴仪再次论证起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我像往常一样解释说，一个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货币对中国继续经济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这能减轻中国上扬的通胀压力，促进其国内市场发展，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在这次会议上，保尔森还提出，希望中国改变政策，提高外国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吴仪直接看着我，说她在股权限制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她很快接着说，我在货币问题上的论证显得更有说服力。”

　　保尔森当即心领神会，他在书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不会空手回华盛顿了。”保尔森说，在随后几个月，他注意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2007年12月的7.43：1，升值到2008年7月中旬的约6.81：1。

　　在SED后期，保尔森的对话伙伴是王岐山。他描述说，他和王岐山相交15年，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作为北京前市长，王“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有狡猾的幽默感，他帮助他的国家走出了非典（SARS）危机，并担负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领导事宜”。

　　2008年3月，保尔森到访北京，与刚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进行对话。他说，当时尽管他们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因为这是随后SED会议的焦点议题，但“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保尔森说，他坦诚告诉王歧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还谈到了他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友谊。正是周小川的一番建议，让他最终决定接受布什政府的财长提名。

　　2006年春天，布什决定换掉财政部的掌门人，他听从前国务卿贝克和幕僚长博尔顿等人的建议，决定提名保尔森。但保尔森颇为犹豫，因为当时许多人都说，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高盛董事长不当，去做一个支持率不高的政府的财政部长。

　　这里面还有他母亲的因素---保尔森的母亲对布什政策持批评态度。在这一系列影响下，保尔森一度通知白宫方面，他不会接受这一提名。

　　当时正值胡锦涛访美，作为高盛集团董事长的保尔森也被邀请参加白宫的欢迎宴会。他回忆说，随同胡锦涛主席出访的周小川和他联系，希望两人能在宴会前，在白宫附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面。

　　于是，他们两人“走到一个房间，没有其他人旁听，也没有人记录”。

　　周小川对保尔森说：“我认为，你应该成为（美国）财长。”

　　保尔森回答，他不会接受这个职位，但他对周小川了解的情况颇感惊奇。

　　周小川随后说，如果保尔森放弃这个职位，他自己会后悔的。

　　为说服他，周小川现身说法：“我是一个投身政府工作的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我认为（凭你的能力）你在这个世界可以成就很多东西。”

　　其后，保尔森又经过反复考虑和对自己职权的讨价还价，于2006年7月1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忙碌、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两年半光阴。而这段光阴，也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