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委员批春晚，不如反思晚会文化怪状

　　虎年春晚在争议中落下帷幕，春晚的话题却被带到了全国两会。文艺界别的政协委员，对春晚特别“有话说”。比如，崔永元认为“春晚广告植入失败”，而金铁霖则直言：“春晚节目太低俗了，把老百姓的欣赏水平往低处引导。”

　　从1983年首届春晚开始，这台晚会渐渐成为新时期年俗，一家人围坐吃饺子看春晚的画面，已经定格成过年的经典温馨画面。然后，20多年，春晚没变，中国社会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截止到2006年底，每户平均收看到的频道数已达到了40.6个。真不知道“老春晚”是如何应对这已经天翻地覆的文化生活环境的。

　　所以，该反思的不是春节晚会的内容，而是春晚这种形式本身。如果在一台晚会中，既要对付老年戏迷的口味，又要满足中年人对相声小品的偏好，还要照顾年轻人追逐明星的需求，甚至要搬出“喜羊羊”、“灰太狼”向着小朋友大喊：你们喜欢我吗？那么，这样一台节目，即使不被批评的口水淹没，也会沦为一个大杂烩。

　　文化市场早已进入了专业化的阶段。媒体都强调要细分市场，所谓分众化，也就是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因为资讯的极大丰富，一些爱好者对于相关领域的了解，已经超越了“浅尝辄止”，越来越多的成为骨灰级专业观众，类似京剧的票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台综合晚会，更加显得不合时宜。

　　不过，除夕晚上，合家团聚看电视，总不能因为抢遥控器，而引发家庭矛盾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春节晚会选择大杂烩，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对于不喜欢的节目，至少还有选择去上厕所的权利。

　　但是，真的只能是春晚吗？“不看春晚，就像没过春节”，“过年怎能没有春晚”……类似的说法正说明，我们太依赖春晚了。我们说，春晚成了新年俗。换个说法就是，春晚代表的晚会文化，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占领”了节日。

　　春晚制造出的，正如美国社会学乔恩所说，是一种“孤立的集体经历”。试想：无数单独的家庭在不同的屏幕前，分享相同的节目；观看这个节目，也就参与了节日。这样一种想象中的节日，限制了大众对于节日的理解，也弱化了节日的内涵。更糟糕的是，如果媒体与商业联姻——类似今年春晚中备受争议的“植入广告”——节日就更容易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之下，失去既有的光彩。

　　而类似春晚的晚会文化，更是成为当前中国的一种“怪状”。在名目繁多的各种节庆活动中，办一台晚会，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全国“巡演”的“同一首歌”，不正如此吗？

　　晚会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并不是它满足了各种文化艺术的需求，而在于它是一个被认可、被固定、被僵化了的形式。有时候，晚会甚至成了一种“政绩工程”：没有这种“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餐，没有这种热热闹闹全场沸腾的互动，怎么能显出民众的支持、节庆的热烈、活动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说，大而全的晚会，植根于传统文化中对宏伟、对场面、对“纪念碑性”的爱好与追求，把宏大壮丽却空洞无物的晚会，当成了庆典唯一的标志。各种节庆的晚会如此，春节晚会也是如此。

　　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春晚成为新年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文化市场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在文化需求层次越来越高的时代，会有更新的、更好的文化形式，取代春晚，成为雅俗共赏的年俗。或许我们的代表委员们，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不仅止于炮轰，而应该更快地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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