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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肩负社会转型重任 民生拷问政治智慧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0年03月06日22:10

  《瞭望》文章:把握城镇化最可宝贵的二十年

  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高度分化对立的社会里建设成功的民主,必须寻求成本最低的转型方式,其中,也包括了城镇化自身的转型

  文/王军

  经过持续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国民经济正面临以转型促发展的战略格局。中国业已掀动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来二十年,随着“超生一代”的老去,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再,这迫使中国必须完成由“世界工厂”向现代服务业全面升级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巨大的房地产需求仍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钢筋混凝土消耗量最大的地区,城镇化仍将以较大规模推进。但二十年后,随着人口的老化,房地产需求的缩减,中国城镇化或将历史性地告一段落。这二十年,可能是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最后二十年,也是城镇化最可宝贵的二十年。

  《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08~2009》预计,2010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3.6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47%,城镇人口约达到6.4亿人;2020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4.5亿,城镇化水平56%~58%,城镇人口达到8.1亿~8.4亿;203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约为15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65%,城镇人口约达到10亿人。

  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崛起,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长期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失衡越来越显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人口红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增长效应越来越趋于平衡,快速城镇化也面临着拐点提前到来的威胁等因素”,“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由于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关系到众多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和相关配套措施的整体落实,具有很大的难度”。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场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经历的是一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甚至在“大跃进”之后的1961~1977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逆城镇化”(精简职工、知青下乡、“三线”建设导致城市人口减少)。在1950~1980年的三十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5.92亿,使多达1.5亿农业人口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间中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美国工业化时期由欧洲移民人口的三倍。这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城镇化,得益于工业化的促进,及决策层对机遇的把握——1998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将提高城镇化水平明确列为发展目标,同时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房地产市场,拉动了内需,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二十年里,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肩负承前启后使命的城镇化,将渐渐失去工业化的依托,城镇化面临的问题空前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多年来,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住房保障、“土地财政”等问题不断累积,引来一场又一场舆论风潮。今年两会,截至3月2日,接收的340多项政协提案中,一半和房地产有关,甚至有人称今年开的是“房子两会”。这表明,房子问题已到了必须根治的时刻。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却难解“蜗居一代”的生存需求。1998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经2003年“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政策“微调”,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被过度强调,商品房几乎成为城市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独木桥”。“马太效应”由此形成:通过1998年房改获得住房产权的居民,以及在房价高企前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住房产权的居民,能够坐享城镇化带来的不动产升值,房价越高,他们获得的社会财富越多,无房者实现安居的代价就越大。矛盾持续加重,社会就必然断裂。

  此刻,中国的城镇化又站在一个质变点上,决策层能否像1998年那样把握住这一次战略机遇?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建立在深谷巨壑之中。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最为重大的使命在于能否把不动产这只“城市股票”,配发给越来越多的新市民,使他们能够分享城镇化“红利”,成为增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理性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高度分化对立的社会里建设成功的民主,必须寻求成本最低的转型方式,其中,也包括了城镇化自身的转型——当前关于拆迁条例的讨论,关于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的讨论,等等,均关系城镇化与民生的和谐,也暗示了城镇化转型的方向。在这峰回路转的关口,我们最不能犯的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必须将公民的生命尊严置于首位,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中国城镇化最可宝贵的未来20年,设计一个最优的程序。□

  中国城镇化运动蕴含超30万亿内需驱动力

  城镇化战略带来的强大动力,不仅是增强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与主要发达国家合作博弈的重要筹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王子鸢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46.6%,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人口新增3亿多。据有关方面研究,近年来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这意味着超过30万亿元的内需驱动力。

  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说,“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合作博弈的重要筹码。”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明显变化,但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不会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全球增长模式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我国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快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

  2008年,美国和印度内需占总需求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各大国中最低。又据测算,我国资本形成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最终消费则由同期的67%左右下降到48.6%。权威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两组数据,未来只能由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化来解决。

  王一鸣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城镇化率仍将保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将为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不过,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也存在四方面问题:

  其一,城镇化不彻底问题非常突出。尽管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46.6%,但我国城镇化总体上是不彻底的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属于“人居城镇、家留农村”的半城半乡态势。如果将这些人不计入城镇人口,则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要大打折扣。

  其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空间拓展不集约。从1996年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6.22亿,增长了108%,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38%,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大大快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

  其三,城镇资源环境不断恶化。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我国不少城镇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不顾资源环境约束,盲目攀比,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严重;水源污染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再比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低,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在50%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使一些城市陷于垃圾包围之中。

  其四,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多认识误区。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和弱化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但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根据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推进要把握住两个重点: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权威人士具体解释说,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重点,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为基础发展中小城市;东部沿海,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为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和现有中小城市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这既可以形成并发挥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又能避免城镇过于分散造成的土地浪费,还可以避免一些特大城市过于膨胀造成“城市病”。

  而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城市群可以通过现代交通网络,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所以,要坚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主体形态。”

  不过,权威人士对未来城镇化的管理者和设计者提醒说,城镇的布局与发展进程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城镇的形成是各种经济资源高度聚集的过程,这些资源之所以会集聚于此区域而非彼区域,是基于众多资源拥有者对城镇区位优劣的判断与偏好,“自由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干预会促使城镇的勃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镇的兴衰,那些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城镇布局规划会被无情地否定。”□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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