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俱乐部老板：欲救中国足球 先治足协三种病

　　“大家谈点轻松的话题吧，请建业的胡总谈谈足球问题。”今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开放团组，在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替记者们问了一个热点问题。

　　“这个话题既轻松也沉重。”胡葆森说接过了话茬。

　　胡葆森是国内唯一一位从1994年开始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一直坚持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民营企业老板，他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才刚刚起步，对于政府、媒体、足球从业者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从去年10月开始，中国足坛刮起的打假扫黑风暴，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目前已有包括两名足协副主席在内的5位高官落马，但是，我们谈论任何问题，包括搞足球，都不能脱离中国国情。”

　　胡葆森表示，应坚持政府和足协不应过多干预和干扰联赛的正常进行，尤其不应参与联赛的商业性活动去获取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的议案说得更加直接：赌球、假球不是中国足球问题的病根，体制问题是关键。

　　足球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认为，应该改革足协的管理体制。“中国足协从联赛撤出，由各俱乐部管理联赛业务。中国足协对联赛的控制必须降到最低，职业联赛要避免过多的行政干涉。”王元成说。

　　他认为，中国足协具有中国足球规划者、管理者、经营者等多重身份，掌握着足球的实际操控权，权力统得过死，监督无力。中国足球出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与足协直接相关。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改正足协的三个错误：一是足协“官僚化”严重。突出表现在足协主席的任命上，任命使“足协”主席只重视对上负责，而很少考虑对球迷负责，“外行管内行”、“功利足球”的现象非常严重；二是金牌意识盖过一切。足协只是一味地为了金牌进行训练、比赛，忽视了只有全民，快乐的足球才是足球振兴的正确道路；三是对俱乐部比赛进行垄断，破坏市场化三公原则。

　　“在足协领导任职方式上要实行民主选举。足协的领导要通过俱乐部、球员和球迷公开民主地选举，让真正懂得市场、懂得足球运动规律、真正能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的人带领足协为足球事业服务。”王元成表示。

　　胡葆森说，在他看来，足球职业化有三个标准，第一，要有成熟的足球联赛，这个联赛应当由一个公司来运作；第二，参加联赛的足球俱乐部必须具有在资本意义上完全独立的法人资格，比如皇家马德里和曼联，“按照这条标准，目前我国两家从1994年开始最早进行职业化改革的足球俱乐部——北京国安和河南建业都不是，大家知道，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中信集团投资的。胡葆森用自己集团下属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举例说，“我想让它成绩好，就得多给钱，如果我给得少，或者不给，它的成绩就下来了，比如今年，河南建业的预算是6000万元，如果我给它4000万元，那它有可能就要降级了。”

　　在胡葆森看来，欧洲最成功的五大联赛的主体全部为俱乐部组成的联赛委员会或联赛联盟，本身即是有限公司形式，拥有独立于所在国足球协会的商业开发权。这类公司，不应是政府机构的所属单位或附庸机构，这是联赛科学、高效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

　　足球博彩合法化有利于堵住“假赌黑”的源头

　　谈到足球扫赌打黑，胡葆森认为足球博彩合法化有利于堵住“假赌黑”的源头。扫赌打黑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如果继续漠视每年流出国外的成百上千亿赌球资金，新的祸乱很可能接踵而来。彻底根治假赌黑，国家有必要在“足彩合法化”上做文章。

　　胡葆森表示，从公安部公布的“扫赌打黑”案件实情看，俱乐部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促成相关人员以身试法的两大因素。赌球和操纵比赛的最大目的不外乎谋取暴利，在境外赌博公司、地下黑庄、操盘手、教练、球员等人的层层操纵下，一些原本干净的国内联赛变了味，成为“犯罪”的道具。地下赌球最大的祸根不是联赛本身，而是没有公平合法的足球博彩平台。

　　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体彩和福彩的总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而地下非法赌资却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地上一千亿，地下一万亿”是业内人士的估计。有资料显示，仅德国世界杯期间，全球的投注额就创下了3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在中国，仅广东省，世界杯期间的地下赌球投注额就有200亿元人民币之多。

　　胡葆森表示，在足坛抓赌打黑的背景下，竞彩网与1100多家遍布全国的竞彩专卖店，承载着彩民对合法体育博彩的渴望。“严打”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如何让足球博彩合法化，要从制度和根源上着手实现。

　　胡葆森表示，打击非法赌球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合理解决他们的消费需求。合法性与博彩性兼具的新足彩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认真考虑。

　　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