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校“去行政化”要有路线图

　　——两会代表委员期待高校“去行政化”要有路线图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李鹏翔、王敏）“别让高校成了"衙门"”“"去行政化"就是取消行政级别吗？”“去行政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否只是一个口号？如何落实值得思考！”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后，迅速成为两会上热议的话题。

　　不少代表委员们期待，高校“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应有路线图，应该有明确的计划和步骤，要理清高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

　　学术资源别被“级别”垄断

　　“目前，一般公立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校长之下按学院院长、机关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师座次排列，俨然一套行政系统。”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说，“本应是学术性组织的教研室俨然成了一级"政府"。"行政性"的"上传下达"、行政级别的强化从客观上淡化了高校民主、自由的学风，很多教师做事只唯领导命令是从。”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但在校园中，听得最多的是"李院长""张主任""王处长"，教授不再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称呼。”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说，“行政力量强势，招生时，权力掌握在行政系统中；就业方面，行政干部有推荐就业权；学术评价上，学术委员会的评委，很多是院长或系主任。”

　　权力的诱惑使得一些学者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而步入仕途。彭富春说，一些高校公开招聘处长时，教授、博导纷纷参加竞聘，有时达到几十比一，比公务员招考还热闹。

　　郑楚光委员也指出，由于相关部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采取了严格的过程控制，很多高校教师成天都忙于填表格、报项目，跟着项目的指挥棒转，根本无暇专注于教学、研究。个别重点课题的分配不再依据科研质量，而在于人脉关系，项目往往被有官位的领导获取，学术精神由此丧失。

　　“此外，所有事务均通过行政进行决策，在办学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权利严重缺失，既无法参与评议，更无法参与决策。”郑楚光说，因此，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教育腐败问题严重，高校的公信力下降。

　　校长走向职业化管理摒弃官僚化

　　“我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就提出过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在我看来，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说，此二者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趋向，也是回归大学本原、彰显大学本质、实现大学使命的重要前提。”

　　顾海良代表表示，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也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分析，郑楚光委员指出，主要在于外部政府与高校的管理过多，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力量不平衡。他认为，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员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内部也按处、办、科来设置相应层级，连系和教研室也搞成行政任命，表现出“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教师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对学术事务的自决权也受到管理人员的干涉。

　　彭富春代表也指出，高校的“行政化”趋势会损害教书育人、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教育本性。它伤害了教师的积极性，迫使部分教师转型走“行政化路线”，而个别人掌握行政权后，反过来又侵吞学术资源。

　　高校“去行政化”，探索实些步子快些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是要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政府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云彦说，政府要给高校更多的空间。政府应该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高等学校适应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

　　曾多次参加纲要的征求意见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他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要改变过去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向服务性政府转变。在学校内部，要让教师更多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

　　“高校行政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教育的问题，也有社会方面的问题。但高校去行政化是一种趋势，我希望步子能快一点。”周洪宇说。

　　郑楚光委员建议，要正确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明确政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政府不应对学校事务统包统揽，应给高校更多自主权。高校校长应当实行民主推选机制，由学校教授、学生等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