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草章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回运城工作的那几年，一班同事中间，草章是最谈得来的。说是同事，他比我大出10岁，加上文革前就以《小李庄闹戏》得了文名，在山西文学界论资排辈，他应该高出我们一代。那时我对山西文坛知之不多，只知道李逸民、义夫他们这个群体，属于《火花》时代山西南路这一支。对两位领导，持礼甚恭，草章没有官衔，敬重之外，就多了亲近。

　　文联初创，没个像样住处，草章便时时拉我到他的宿舍谈天。在运城这个小地方，我第一次领教了还有如此这般深爱文学以读书写作为生命要义的“机关干部”。眼前这人，儒雅斯文，好像和他高大粗实的身板都不太相称。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还很穷。草章住一间小屋，那文学书籍已经显示出他的爱好追求。他写短篇，喜欢莫泊桑，他拿出大师的新版小说集让我看，我惊讶那书每一本都包着封皮。在他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只要属于珍爱的经典，他大概都包起牛皮纸封皮。打开扉页，有篆刻“草章藏书”的印章，钢笔字写着某年某月“购于太原”，某年某月“购于北京”。草章的藏书，当然不能和名家相比。可在当时当地，那个条件，脑子里能想着藏书，对我来说，心里依然感觉出震撼。这个小地方，竟然也闪烁文学的点点亮光，夺目耀眼，让献身文学的同伴长心气。

　　前两年曾经有一个“八十年代热”，回忆研究，无不饱含深情。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个激情理想的年代。草章和我们那一代文学人，创作办刊，无不激情迸放，心怀天下，那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天下为己任。大伙天真地以为文学当真成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时的文学作品也大多锋芒毕露，揭露社会问题，引起强烈反响。运城文联小小的《河东文学》，也时常刊发干预生活之作，不像现在的刊物一味恭维甜腻。这类作品容易惹事，但依靠民众的强力支持，每每也都有惊无险，躲过打压。《喇叭裤和红背心》上演之后，有领导干部对号入座，上面派人清查，草章不怕风险，支持作者。记得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瓜农好容易满园丰收，来了个冒名的“公社书记”白吃一顿。等到真的公社书记来处理此事，连吃带装拖走一麻袋。老汉悲愤地大喊：现今的书记比贼还厉害！这个“文眼”点得实在有些尖刻，文联领导吓得战战兢兢，倒是草章和我决心冒这个险，痛痛快快出一口恶气。稿子发出以后果然招来非难，我们反而有一种终于捅了马蜂窝的快意。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气氛，大概就是惯着我们作家的性子，助长我们得意忘形，看到解气的作品，大家就不约而同聚齐，议论评说，评判是非，抨击腐恶。记得有一阵子，以《于无声处》名震全国的宗福先又创作了一出多幕剧《血，总是热的》，讴歌改革，批评不顾群众死活的保守势力，看得人热血沸腾。我们在一起评议，赞颂主人公铁肩担道义，对比生活中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又无不义愤填膺。面对人民群众的改革呼声，他们怎么能够那样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大家热烈议论，我忽然发现草章半晌不言语。我要大家静下来，听听草章说什么。草章却不像平素那样议论滔滔。憋了半天，他方才冷冷地撂出一句：“血，总是冷的！”

　　草章出口坚硬，形容冷酷，全不似平时的温文尔雅。我能想到，这个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写作者，对于民情民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归附。为百姓诉冤屈，向权力要公正，这是他给自己扛上的文学使命。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种使命，注定了他以后多年的愤世嫉俗，也给作品印染上浓重的抗争色彩。

　　上世纪80年代是草章创作又一个丰收期。他的大部分好作品也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回顾往事，反思历史，草章的创作带着那一代作家的厚重思考，这也是时代风云使然。在那个时代，与世无争的普通人，生活被挤压成了什么样子，不身临其境简直难以想象出来。文革的荒唐，个人迷信的恐怖和强大犹在眼前。现在还有好些少不更事的青年人，谈起文革心怀浪漫向往，让他们听一听草章的控诉自会明白一些。毋庸置疑，上世纪80年代反思历史的解放思想大潮中，草章是发出了自己的呐喊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也格外活跃。运城地区召开一个创作会，与会的竟然到了100多人。后来的创作队伍，大多是那时打下的底子。草章忙来忙去，组织辅导，登台谈创作，看到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兴旺发达，能想象到作家们的喜形于色。回首再看，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那么高涨，又那么迅忽，你甚至来不及反应。

　　我和草章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不久，文联几个搞创作的业务骨干一一调离，北京太原海南，各遂志向。送我们走时，草章有刹那的凄凉，很快也就释然了。他说他从来就主张年轻人出去打拼，外面的天地广阔，好施展身手。他给儿子取名欢骋，他说，那意思就是：放开，跑去吧。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都在忙。大环境也在变，和原来的老人渐渐就联系少了。不过在报章杂志上，依然还可以看到草章的作品。所写无论小说散文，篇幅越来越小了，怎么看怎么像小品文。我能感到草章的心，越来越忧愤凝结，以至于文风越来越像明人小品，进而竟然好似《世说新语》式的无复多言。“吟罢低眉无写处”，鲁迅当年这样感叹过。无话可说，是老人心境，还是对于红男绿女眼花缭乱的世界失望扫兴？常常让我深思。

　　一直到去年夏天，好友王西兰来太原看他，我才知道草章患病好久了。这个病很奇怪，肺叶进行性纤维化，一天一天变硬、僵化，最后必然失去呼吸功能。我们去了欢骋的宿舍，草章老两口都在。几个朋友也是乡谊，想给草章带来欢笑，我们唱起了高亢的蒲州梆子，沉浸在河东古老的地域文化空气里乐而忘形。草章显然受到感染，憋足了劲，也想来一句梆子戏的高腔，可惜，他的肺活量已经不容吼喊了，一句未成，立刻胸口起伏，上不来气。缓歇一会儿，方才恢复平静。我们都能感到，有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在压迫他的呼吸，这个恶魔最终必将面露狰狞置眼前这人于死地。家人说很快就会送他回老家休养。面对强大的病魔，我们从中体会到更多的却是抗争之后的无奈。果然，几个月之后，我就得到了草章去世的消息。

　　至今他去世将近半年。我一直希望能在报刊上看到纪念他的文字，看到来自高官名士的悼念。以草章那一代人的作为，自应有声望更高的人士回忆他。但是没有。新世纪流行的风尚是赢家通吃，不得第一名，难得世人青眼。以草章这样的不前不后的成绩，文坛领袖们懒得关注他，引领言论的评家也打不起精神。当红的锦上添花捧得俗滥又俗滥，踏踏实实应着自己的职分做出贡献的往往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现在由我来写文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草章的不幸。但不管幸与不幸，我不想冷落他们。第一毕竟只有一个，难道我们忘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晋军崛起时的集团冲锋了吗？把红旗插上城头固然英武，第二、第三梯队乃至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大军才能造就气象扭转乾坤。人生来不是被藐视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都有权要求合理的评价，适可的赞美。文坛需要领军人物，更需要为之奋斗的每一个才俊。草章没有自封精英，但草章绝不是庸人，他的社会担当言犹在耳，我们理当献上贵重的敬意。纪念草章，就是纪念被冷落的大多数。草章留下的脚印也许不深不显，可是你后生得意什么，在文学队伍无尽中，大多数的我们，都不过是一些尽职尽责的芸芸众生而已。我愿意引鲁迅《纪念韦素园君》一文的结尾来纪念他：“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毕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