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参政之路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
到2008年底,全国城乡女性就业人员为3.59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6.4%。从女职工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有60万女职工,现在已有女职工8000多万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女企业家占我国企业家总数的20%左右,创业女性明显增多。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奋发有为。
全国人大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从1954年第一届的12%,提高到2008年第十一届的21.33%;全国政协女委员占委员总数的比例由1949年第一届的6.06%,上升到2008年第十一届的17.7%;2008年,全国女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40%以上。
妇女文化素质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妇女90%以上都是文盲。2008年,全国小学学龄女童入学率达到99.54%,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女生、女硕士生和女博士生的比例分别占总数的49.86%、48.16%和34.70%,女性知识分子达千万以上。
本报全国“两会”特派记者 郑锐
风雨兼程中,“三八”妇女节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中国的妇女运动也在国际妇女运动的浪潮中兴起,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这个男权世界。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随着中国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性别比例的改变,性别意识已经逐渐进入社会决策主流。而作为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女性参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女性参政以柔见长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国家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8人,省部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230多人。在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占40%以上,其中广州市女干部的比例更是高达51.5%。而吴仪、章启月、傅莹、姜瑜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样也被西方记者认为是中国女性官员的杰出代表,获得了智慧、直率、不照本宣科的好评。
“女人以柔见长,相对于政坛上刚气十足的男政治家,女性关爱和亲和的特质能让她在参政议政时获得更多资本。”一位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反复强调女性参政的优势。
也有妇女问题研究专家指出,女性在从政、参政期间所表现的公仆意识、自律自控、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公众中所赢得的认同度,不但有助于她们在政治参与中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提升了整个女性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我们还不满足!”
“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在健全,可我们还不满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伊丽苏娅说这句话的时候,把重音特别放在了“不满足”3个字上。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教授李慧英观察到,中国女性参政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不稳定的趋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起,全国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在1977年达到21%。但在1978年到1998年,20年的时间仅增长了0.8个百分点,2003年略微下滑到20.24%。但到本届全国人大约3000名代表中,女代表的比例已上升为21.33%。
而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设计,到2015年,各国女议员的比例将达到30%。
是什么阻碍了女性参政的脚步
伊丽苏娅分析,影响女性参政的因素相当多元,既有女性自身素质和参政意识的问题,也有性别歧视等传统观念作祟。“现在刚性培养各类妇女人才的配套措施还不健全,而且在一些地方没有被纳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向记者提到了不久前进行的一项万名农村妇女调研。全国妇联在一百个县转了一圈后发现,虽然农村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占比超过了七成,但能在村委会占领一席之地的不过一成有余。“这与她们参与经济的程度不成比例,发言权、代表权、知情权、决策权统统受到影响。”
伊丽苏娅则表示,在一些公务员队伍里,高层次女性的上升空间似乎也受到挤压。国家曾经制定一系列倾斜政策,比如一定地区领导班子中至少要有一名女性。然而执行中却慢慢走了样,个别地方把“至少一名”的底线混同于“只要一名”的最高限度,原本一项力图提高女性参政程度的优惠政策,反倒变成了阻挡女干部晋升的天花板。
为了破解一高一低两个层面的女性参政问题,今年全国妇联一方面与民政部合作,大力提高农村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比例;另一方面则继续实施高层次女性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调查分析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规律,作为制定应对之策的依据。
参政议政,她们在路上
陈至立
今年“两会”我最关注女性就业
一身优雅的蓝色外套,搭配一枚精致的胸针,3月2日上午10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做客人民网,畅聊事业与生活。
对今年的全国“两会”,陈至立说最关注女性就业问题。“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就业一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而女性在就业中更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比如女性在‘四期’中(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从法律上来讲应该受到照顾,但许多单位不仅没照顾,还以此为借口让有些女性失去工作。我们的女大学生很多都很优秀,但在求职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希望女性能拥有更平等的就业权。”
在谈到喜欢读什么书时,陈至立推荐了《世界是扁平的》。“写的是科技对社会、对舆论、对人、对民主的影响,我比较喜欢看这些。最近没看很多书,但有几本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本是朱镕基写的《答记者问》,另外是李岚清写的《突围》。另外我还想借这个机会推荐一点电视剧。一个是《大秦帝国》,还有一部《台湾1895》。”
在谈到如何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时,陈至立说:“非常抱歉,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多少体会,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挺有心的,在家里比较任性,只不过家里的人都适应了我这样。”本报记者 郑钰飞
81岁申纪兰
十一届全国人代会 她一一见证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当了11届全国人大代表。妇女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越来越多,这都是党和政府的功劳。”齐耳短发、老样式的外套,申纪兰身上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她是“同工同酬”的先行者
虽然来自农村,申纪兰却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先行者。“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妇女的地位不高,不仅在家里说不上话,连报酬跟男人也是有差别的。”她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初荒山植树和修大坝,她所在合作社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
“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作为妇女代表,申纪兰发动妇女和男人们竞赛,证明女人干活不输给男人,并最终成功地使合作社制订了“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这在全国反响强烈。此后,“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了新中国宪法。
1954年,申纪兰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只有4名女代表,除了申纪兰,还有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现在,女代表越来越多了。副省长、副市长也多了,正职的也开始有了。”
“56年前我骑着毛驴进京”
在申纪兰的记忆中,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骑着毛驴去的。“我记得我当时是从村里骑着毛驴出发的,后来又转乘卡车和火车才到北京,花了4天时间。今年我坐的是动车组,从太原出发,只花了3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她很感慨。
“你要说发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能看出来。”申纪兰说,以前开会都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表决器,电子计票,既方便又快捷。“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也想不到现在会这么先进啊。”本报记者 谢佳君
“80后”张蓓蓓
从忐忑出发,她一点点收获自信
1982年出生的张蓓蓓,是凉山州歌舞团的舞蹈演员。2008年,她一步跨入了全国人大代表行列。两年多来,这位“80后”在不断学习、积极履职中,获得了自我的提升和成长。
从怯生生到底气十足
第一次见到张蓓蓓,是在成都,四川代表团赴京前夕。由于她是四川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代表,记者表示要采访她的时候,她一直怯生生地说,我是来学习的。
“从第一年的不知所措,第二年的小心翼翼,到今年,我觉得自己变成熟了。”这是张蓓蓓对自己的评价。
“你们能够想象,在凉山州还有村小没通电吗?”“你们知道还有村小离最近的乡走路要走5个小时吗?因为那里根本不通车。”前日,在小组讨论上,张蓓蓓主动要求发言,虽然分管教育的副省长黄彦蓉就坐在她对面,可她依旧直言不讳。“我觉得教育优先提出来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张蓓蓓的直率,得到了同组其他代表的认可。
自信来自一次硬着头皮的发言
其实,从2008年从北京回来开始,张蓓蓓就在思考: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自己的履职,能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于是,她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没想到就是在一次调研当中,她找到了自信。
这是一次关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调研。“对于农业、畜牧业我完全不懂,不过座谈会上一定要我发言,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因为听到当地有关部门介绍,一旦遭遇病虫害,农户大多不能在短时间内联系到农技人员,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农技人员的电话向所有农户公示出来呢?说完我还有点后悔,因为同行的还有农业专家、畜牧业专家,怕说得不好被人笑话。”没想到会后当地工作人员专门找到她说,这也是他们希望做的事,希望张蓓蓓帮忙呼吁。
要对得起“代表”这个身份
3月5日,张蓓蓓在自己的QQ空间上写下这么一段话:“3年的履职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自己能继续努力,反映大家的心声,一定要对得起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身份。”
今年1月,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凉山州有部分村小条件还非常差,甚至连衣服、文具都买不起。“我当即在我们歌舞团发起募捐活动,同事们都踊跃捐款,还有一位不愿留名的好心人捐赠了4万元。”
“有个村小,不通车,连马都不去,从乡里到那里单程需要步行5个小时。由于我们携带的羽绒服和文具太重,只能让孩子们自己来领,后来我发现一个孩子居然穿着凉鞋……。”
让张蓓蓓高兴的是,在小组讨论上发言后,一位企业老总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明确表示,将为孩子们捐赠衣服和文具。
本报记者 李娅
女性视点
设定“允许退休”年龄
让想耍的55岁退
想干的60岁退
2010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女代表们对妇女发展问题尤为关注,她们纷纷就女大学生就业均等、救助特困妇女以及延长女公务员退休年龄等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郑粉莉:
现在女大学生在就业中遭遇种种不公正待遇。有些用人单位“只招男性”或“男性优先”,有的是招聘简章明文不写,但授意工作人员“只招男性”。有些用人单位并非绝对不欢迎女大学生,而是提高录用女大学生的标准,对其设置比男生高的各种聘用条件。同等条件的应聘,这些用人单位欣然接受男生,却对女生挑三拣四,在相貌、简历等内容上大做文章。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引导和监督,同时完善促进女性就业的政策法规,明确界定“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范围、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等。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屈雅君:
建议延长女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使男女公务员、干部的退休年龄统一起来。同时,制定更加人性化的“弹性退休制度”。区分“法定退休”和“允许退休”两个年龄段。当男、女公务员工作到55岁时,即到了“允许退休”年龄,想从此休息的,都可以办理退休手续;而愿意继续工作的,都可以一直工作到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给予不同人以不同的选择机会,满足其不同的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何晓红:
建议加大对特困妇女儿童的救助力度,将遭受严重暴力伤害妇女儿童的救助纳入民政部门的大病救助范围;对因遭受严重暴力伤害、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若没有得到应有赔偿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应列为低保救助对象。各级财政设立特困妇女儿童救助专项资金。(新华社)
特别调查
既要工作也要生活
六成人不想当“女强人”
本报讯(记者 吴凤)今天是“三八妇女节”100周年纪念日,彼时弱者的代名词“女人”如今已成为当仁不让的“半边天”。智联招聘日前联合妇联推出三八节特别调查,在为期两周的调查中,对6000余名职场人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现今女性最追求的是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六成职场人士认为,“女强人”已不能代表当今成功女性。
女性新目标:
要事业也要生活
这次调查显示,92.5%的女性想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具体到职务上,两成多职场女性想成为女企业家、女CEO,四成女性希望成为中高层管理者。值得一提的是,两成职场女性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专家型人才,而不愿担任管理职务。
智联招聘认为,这样的结果显示,一方面女性在职场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表明女性对待事业成功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更加理性和成熟。
相对于事业成功,现代职场女性更加期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调查显示,77.6%的职场女性表示工作和生活同样重要。15.2%的人表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但具体到工作时间上,调查显示62.5%的职场女性将超过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其中37%的职场女性,工作在其生活中的比例达到了50%~70%;20.7%的职场女性工作占据生活比例高达70%~90%;甚至有4.8%的职场女性表示工作占据生活的比例已经在90%以上。
女性新定义:
“女强人”一词已过时
“女强人”一词在百度百科中的解释,是对专注事业并获得成就的女性的一种称呼。但在这次调查中,60.2%的职场女性明确表示,“女强人”已不适合称呼现代的成功女性,这个词已经过时了。七成职场女性表示,“事业有成,同时能够很好地处理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是当今成功职场女性的主要特征。同时,两成职场人士表示,“不一定要有多高的职位,但工作很开心,人际关系很好”是成功职场女性的主要特征。
调查同时也显示,七成职场男性并不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成就超过自己。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大等各方面因素,越来越多的职场男性对另一半的事业都能给予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