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需破除现代式“闭塞”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网络兴起之后,基层群众的声音重新活跃起来,这一趋势重塑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更多的条件被创造出来,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空间会进一步扩大。不过,相对而言,批评政府比较多见,批评“现代”则比较难,是因为这些批评往往与流行的各种现代社会的“常识”有较多碰撞,不同的社会层面都可能“不待见”它们。
但即使这样,这些批评和反思在今天的中国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并改变着国家的改革发展进程。近年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新发展观有关的系列变化。1990年代以来,对原有的失衡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和批评,演化为整个社会的反思浪潮,为中央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动力和民意基础。这些调整和反思此前在社会思想界曾有不少阻力,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没完成就来批评现代化,不过是东施效颦”,这种意见在今天已经没落。由于原有发展模式的“现代病”实在已经深度呈现,社会批评日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会来一次自我调整和转轨。
这是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贡献,而人们对这一已有的贡献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文化建设事实上是对现代和现代化的反思和批评。推进现代化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工作竟然是对现代化的批评和反思,这一事实还有些让人不太适应。但它并不难理解,对政府的监督批评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促进政府的良性变化,不过因为“现代是好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常识”,因此对现代的批评更难以令人接受一些,社会层面亦会自觉不自觉地“过滤”这类批评。
今天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其实还不是体制的落后,而是对文化建设与现代进程的互动关系的无知。现代进程到今天仍然是不确定的和探索性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工作,并不仅仅就是为现代化进程制定各种议程,创造各种技术和手段。这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更为重要的恰恰是要批评和反思现代化进程,进而让现代化进程保持在健康的轨道上。
这才是文化建设对于现代化的关键意义所在。如果现代人以为只有现代价值才是真理,那么这种现代价值即使自称“多元”,其实也是一元的;即使自称“开放”,其实也是自我封闭的。现代西方文化建设最为核心的成就,几乎都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有关,也调动了传统的资源,而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在这一方面却缺乏应有的自觉。近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在该学院儒学中心成立仪式上指出,西方大学中举足轻重的古典系,在国内大学均未设置,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古典”在我国没有地位。这一批评点中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化建设并不开放的闭塞一面。儒学中心主任冯达文亦指出,他们的研究要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危机(“掠夺他人、掠夺自然、掠夺未来”)和中国的崛起这两个问题。这一意识在商业文明最发达、现代意识最强烈的广东兴起,意味着事情正在朝向好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