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父亲”为省钱每天步行几十里
为给儿子治病,农民工李青松节省每一块钱
2008年10月,时年20岁的李金沐在网吧被人打伤,随后精神失常。尽管学校、街道等纷纷伸出援手,但给儿子治病仍让生活拮据、靠拣拾废品维持一家生计的父亲李青松感到压力。为节省每一块钱给儿子治病,李青松舍不得坐公交车,每天往返步行几十里,到市内高校食堂给儿子“划拉”点吃的。
儿子网吧上网被群殴后患上精神病
6日上午11点,革镇堡广场,52岁的李青松佝偻着身子,站在寒风中等待记者的到来。“您受累了。”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这个河北汉子还是礼貌地和记者寒暄,并肩在公路上走过2公里后,他领记者拐进了一条崎岖的土路,在后革村火车道西侧一片低矮的石棉瓦房区,其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就是他和儿子的住所。
22岁的儿子被锁在屋子里,他睡得很沉,开门声、犬吠声、屋顶窗外呼啸的风声,都不能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李青松说,2008年,儿子在市内一家计算机学校学软件开发。原来家里有台电脑,但被贼偷去了。2008年10月24日,儿子在网吧上网时被4人一顿暴打,身体多处受伤,最严重的是脑子被打坏。随后警方介入调查,数天后儿子才得到治疗,“现在孩子精神严重不正常,患重度抑郁症和精神病,自杀或自残的等级为6,有重度危害倾向。”
李青松老家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农村,儿子6岁那年,妻子在去给邻居说媒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2000年,他听说沿海城市好找工作,就来到大连打工,先后做过建筑工、医院护工。不料,2006年,在庙岭附近一工地干活时,他头部受重伤,头骨骨折、牙齿脱落,身体多处受伤。就在李青松身心疲惫地与相关单位打工伤索赔官司时,儿子又突然被打伤。
他暂时放下自己的诉讼,为儿子四处讨说法,但至今,他的儿子也未得到相应的赔偿。他告诉记者,现在警方还在处理儿子的事,“我3月1日刚刚去开原替儿子递交了精神病残鉴定,我得为儿子争取赔偿,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父亲做饭时儿子抢过菜刀要杀他
记者在屋外采访时,李金沐蜷缩在气温只有零度左右的土炕上,身子都不翻动一下。在李青松的帮助下,李金沐勉强转过头,惺忪的目光看不到一丝年轻人的朝气。
“吃饭了吗?”记者试着和他谈话,他默不作声,“你叫什么?”他毫无反应。李青松抱着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高、和自己一样瘦骨如柴的儿子说:“我这辈子毁了,这孩子也毁了!”他张开双臂紧紧抱着儿子,像是在保护襁褓中的婴儿。
哄着儿子入睡后,李青松轻轻地说,儿子以前很乖,2007年才来到大连和他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现在,他已经没有多少意识了,他犯病时甚至想杀我……”说这话时,李青松眼神里游离的不是怨恨,而是疼惜,“我们爷俩过年也没吃上一顿饺子,大年初三了,我弄了点白菜馅,想给他做顿饺子,和面时,他突然犯病了,抓起菜刀就要砍我,我躲开了,夺过刀,安抚了他一晚上,饺子也没吃成。”
李金沐的病不间断地复发,李青松只好将他锁在屋里,“我看的紧,他没伤害过别人,但是他有强烈的自杀倾向,抑郁症严重时,常常往外冲,碰头,对我拳打脚踢……”在他们住处约20米就是铁轨,犯病时,神志不清的李金沐无数次欲卧轨,要么就去撞火车。
“他疯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可以不管我,但我不能疯,我得管他!”李青松苦笑着说,为给儿子治病,2年间他已经花了几万元了,他在大连打工的那点早已经透支了,他只能捡破烂维持生计,给儿子买药,但即使这样,因为治疗不系统,儿子恢复的特别慢。
“暴走父亲”徒步几十里,到市内给“疯儿”划拉吃的
走投无路时,李青松也向大连市的慈善机构求助,“去年腊月二十八,我找到甘井子区慈善机构求助,一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件皮上衣,还从自己钱包里拿出了几百元让我过年。”他告诉记者,去年,革镇堡街道对他十分照顾,街道领导个人给了他2000元,后革村领导个人两次给他钱,孩子所在学校将9000多元的学费退还,还组织学生捐款……
床头上放着两盒药,一盒是奥氮平片,另一盒是盐酸舍曲片,李青松说:“这些药是我去有关单位要来的,他们给我买了1000多元的,从去年腊月二十八开始吃,还能坚持三四天,吃完就没有了,我再去要他们也不给了。”他的的眼神里充满了伤感和无助。
这些钱虽然解决了他们暂时的困难,但为了给儿子治病,李青松不得不节省每一分钱。他这样述说自己两年来的生活,“为了儿子,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尊严,有时候需要到市内某个部门送材料,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实在需要坐车时,我就上车,陪着笑脸,对着司机作揖……”去年,他去市内给有关单位送儿子的病志等材料,看到一所大学的食堂的饭桌上有很多剩菜剩饭,他觉得扔了实在可惜,就包了一些带回去给儿子吃,没想到儿子很喜欢吃。
从那以后,他就天天早晨步行到市内的高校,等到中午学生用完餐后,去划拉些剩菜剩饭,拎回来给儿子做晚饭。“从后革村到市内来回得几十里路,我得快点走,才能天黑前回家。”就这样,从市内到后革村,沉重的心情,伴随着沉重的脚步,他已经走了无数个来回。
暂时的困境并没有让李青松丧失信心。昨日,记者再次联系李青松时,他正在革镇堡一带捡纸壳和饮料瓶,自从孩子患病后,他不得已辞掉了医院护工的工作,靠捡破烂卖钱维持生计。儿子入睡时,他就到附件捡破烂儿,在去大连市内的路上,他随身也带一个编织袋,捡拾饮料瓶,通常一天也能收入十元八元。
春节期间,他靠捡礼花筒、饮料瓶等物品攒了大约200元,又在附近邻居和热心人的资助下,凑齐了去开原为儿子做精神鉴定的路费和其他费用。李青松说,他吃的差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不能给孩子断了药,因此他也希望在附近找一份零活儿,靠自己的能力给儿子挣药费。
现在,李青松还寄希望儿子能获得赔偿,以便得到更好的治疗。而在获得赔偿之前,他最希望大连的好心人能帮他一把。“要是有人帮助我,我拿到赔偿金后,一定还给你们!”他说。
采访手记:“暴走”就是这位父亲的尊严
2月底,李青松辗转找到本报记者电话,电话里,他言必称“您费心了”,“谢谢您”。第一次采访地点约在本报,3月1日上午,过了约定时间,他打来电话说没有找到半岛晨报,走到三八广场去了。等了许久,带着老花镜、气喘吁吁的李青松终于来了。因为他下午1点半还要赶去开原的火车,只能简单了解一些情况,约好从开原回来后,我去他家里采访。
3月6日,在从公交车站走到低矮的石棉瓦房的土路上,他问记者累不累,他说自己几乎每次去市内都是步行,第一次到报社时,就因为对大连不熟悉,走错了路,多走了20多公里路。当我知道,为了见记者一面,他竟然要花七八个小时来回走上140多里路时,我真觉得无法原谅自己的懒惰。也越发觉得,他对记者的期待和信赖是沉甸甸的!
在透风漏寒的石棉瓦房里,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一两个钢镚儿,对他意味着什么,要是不缺那一两元钱,他会放下自尊对司机赔笑作揖吗?或许,他也不愿意天天作揖,所以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定会执着地步行,给儿子捡剩饭要步行,见记者要步行……在整理采访笔记写稿时,我突然间发现,徒步就是就是这位农民工父亲的尊严,为了儿子,他也会坚韧地活着。记者 来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