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4年跳槽40次 用工荒折射劳资博弈

　　珠三角民工荒　真相调查下

　　“85后”农民工个性张扬、自主、自我、维权意识强

　　“用工荒”折射劳资双方博弈

　　3月7日，“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等人表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多达1亿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这部分“80后”、“90后”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3月初，记者连续走访了东莞、顺德等地，以求证“珠三角用工荒”这一提法是否属实，在与工厂主、劳务市场负责人的交谈中，“"85后"、"90后"农民工”的概念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在未来的5~10年时间里，他们将接过父辈手中的劳动工具，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然而，从外表、行为举止到人生目标，他们却与父辈——包括“85前”，完全不同。他们个性张扬，无所畏惧，说跳槽就跳槽，让工厂主们颇为头疼。而让“85后”、“90后”心中有底的，则是整个劳务市场正趋于供不应求的大背景。

　　文/图本报记者李颖、杜安娜（署名除外）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工厂主说起过“85后”农民工的优点，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这些“孩子”，他们正集中精力解决这群工厂新人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

　　为了企业形象，也为了生产安全，上一辈农民工“很听话”，他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进厂房，男人们把头发剪得很短。可这些正处在叛逆期的男孩们就偏偏喜欢留长发，用几缕发丝遮住眼睛————他们认为这样能透出一种神秘感和深邃感。

　　在东莞厚街劳务大市场营销总监黄京的眼里，这些年轻人其实很难说清自己的求职目的，“对他们来说，外出打工更像是享受生活，他们的父辈已经解决了家庭成员的生存问题。”

　　“有的男孩直接问招聘负责人，工厂的女孩多不多，多就去。”青春懵懂的“85后”们刚刚步入社会，单纯而直接。

　　“吃这样的苦不值”

　　杨举荣出生于1989年，杨王邦出生于1991年，他们俩都是广西钦州人。3月4日，两个写着一脸稚气的男孩站在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栏前不紧不慢地看着，眼神中明显透着对这个新世界的期待。他们都是前一天下午到顺德的。

　　杨王邦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他来这里是为了和爸爸会合，他的爸爸杨贵合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10多年，在一家工厂做保安。因为工作的原因，杨贵合今年没有回家过年。而堂哥杨举荣已经连续第3年来广东了，他大胆地带上杨王邦，两人一起来到了顺德。

　　虽然才21岁，已经工作了3年的杨举荣对工作的规划比弟弟要清晰得多。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做得开心”，如果对他要求太多，他会“二话不说，马上提起行囊就走人”。

　　两个孩子找工作的“基本原则”惊人的相似。杨王邦虽然才第一次出外打工，听到堂哥的说法，他也附和道：“是啊，工作最重要的是开心。”站在一旁的爸爸杨贵合一脸慈爱地看着他们，笑着说：“他们愿意怎么找就怎么找，我不限制他们。”

　　杨氏兄弟理想中的工厂必须具备一点：“不要管得太严”，不然他们肯定待不住。不要加班，下班后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去，不要穿统一的工装上班，不要军事化管理。

　　依照这一逻辑，才3年时间，杨举荣已经换了好几个行当。先是在深圳从事电子元件行业，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工，可“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做建筑工的时候，每天在钢筋架上，一晒就是一天，工资也不比其他工种高。”他说他并不怕吃苦，从小在农村长大，什么苦都能吃，但这个苦对他来说，吃得“不值”。他说他家中现在只有不到两亩的耕地，种地不可能赚钱，必须走出来。

　　弟弟杨王邦初中毕业后，到南宁的一家炸石厂工作，月工资有1500元。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份“还可以”的工作，原因之一是“太累太危险”，另外一点重要原因是哥哥杨举荣所说的“应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总不能老在山里面待着”。所以，他今年义无反顾地辞工来了广东。

　　在工作的选择上，两兄弟的想法都很坚决：“凡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业，给再多的钱也不去，比如说喷油漆，一个月给我2万元我也不会去的。”

　　几年下来，杨举荣深刻地认识到了一点，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做工就要做技术工，不能做普工，“搬运这样的事一定不能做”。这几年，他也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有企业招技术工，他去应聘，对方说只要熟练工，杨举荣就非常疑惑地问招聘人员：“难道有人天生就熟练吗？不都是慢慢学的吗？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机会呢？”

　　杨王邦的亲哥哥，他过段时间后也要到广东来了，全家人聚在一起，有个照应。今年回家过年，杨举荣听同村的几个朋友说，福建那边普工一个月可以拿到1800元。虽然也有点动心，但“福建离家太远”，而且一直都在广东打工，对广东已经熟悉了，朋友圈也都在广东，所以他最终还是没去福建。

　　劳务市场男女比例失调

　　女孩小李推着自行车径直走去，没有理会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追上去——一路采访下来，女农民工实在太少见了。

　　“现在劳务市场男女比例已经失调了。累活男孩不愿意干，女孩就更不愿意了。女孩少，女普工更难找。”顺德金紫中介服务部负责人黄小强判断。在一些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心灵手巧的女孩子是很需要的。黄小强说，有个玩具马达厂长年招女工，提供带空调的独立宿舍，月工资1200元~1300元，却长年招不到女普工。

　　高中毕业后，小李还上了电脑学校，算是有了一技之长。然而找工作的路，却并不十分顺畅。离开老家湖北襄樊，小李先是去了武汉，但因为“缺乏自信、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等性格原因，工作告一段落，小李的心里从此多了块阴影。

　　这是小李第一次来顺德。父母在广东阳江打工，那边的工厂没有适合小李的岗位，再加上男朋友在顺德，小李就逆着妈妈的意思，来到了这里。

　　她对月工资的心理预期是1500元。应聘过几次，工厂说“等消息”，却就此没了消息。“想做文员，又不会讲白话。上生产线，我目前还不想。”此时此刻的她，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这天遇到记者时，她正要出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总不能老这样吧。”小李和男朋友租了一间房，房租每个月200元。找工作实在不顺的话，她可能会去深圳投奔舅舅。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从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的一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2月，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公布了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在被调查的3630名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70%，女性占30%，相差悬殊。

　　“85后”不爱计件工资

　　现在是招人的黄金期，顺德领秀家具总经理张颖珐却有些迷惑，截至3月4日，很多工厂招的都是年纪大的工人，而以前招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新生代家具生产者太少，家具行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情况——尤其是熟练工。不知道是不是人们观念的问题，整个产业中，"90后"很少。”

　　这给了他一个启示，务工者未来肯定会减少。“为什么不做？比如搬运，他们觉得危险、累。”张颖珐说，上世纪90年代，顺德有100多个农民工举着标语牌找工作，牌上写着“我要找工作”。而那种场景，未来10年内都将不太可能重现。

　　对于“90后”，黄小强有满肚子的话想说，情绪激动之时，他甚至用上了“不正常、离谱”这些字眼。

　　同样，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尽早签下工作。“所谓的"用工荒"，有时并不是劳务市场上真的没人，而是人们都不签工作导致工厂缺工。”

　　“"90后"对自己的定位是错位的。很多人想做管理类工作，可文化水平又不够。可能见到大把企业在招工，他们都不愁。去找工作时，有的老板说，"他们比老板还要老板"，叼着根烟……”让黄小强“恨铁不成钢”的还有一些“90”后带领盲目要求涨工资的行为。

　　“很多人都想提高工资。比如说保底有2000元/月了，"90后"不想通过增加计件来增加工资，而是想着把保底提高到2500元，这样一来，干的不多也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最近几次发生的工人集体要求涨工资的事情，黄小强认为其中不乏“90后”的因素。

　　4年跳槽40次的青年

　　“你跳了几次槽？”面对记者的提问，阿华（化名）颇为得意地举起了4根手指。记者问：“4次？”“再在后面加个"0"。”看着记者因为吃惊而瞪大的眼睛，阿华笑得更欢了。

　　这个来自湖南常德的22岁青年，在同伴中创下了跳槽次数最多的纪录。与他一同来广东的伙伴则跳过10次槽。两人都在顺德的家具行业做了4年，已经算得上是“技术工”了，每月工资能有3000多元。

　　跳槽40次，阿华的月工资已经从最初的1000元出头开始，翻了两番。对于跳槽的理由，他总是用“心情不好”来概括。记者让他说得更具体些，他就会不好意思地一歪头：“七七八八的原因吧。”

　　具体说来，阿华跳槽的原因中，有不愿意加班，还有挨主管批评。有好几次，阿华只在工厂里做了七八天，就选择了离开。4年跳了40次，平均下来，1年跳10次，36天跳一次。

　　去哪家工厂上班，阿华最看重的标准是薪水。出来打工4年，他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用于上网，一部分花在吃饭上，还有一部分用来跟朋友“斗地主”。至于工厂的环境，比如饮食条件的好坏，阿华并不在意，“食堂不好就去外面吃嘛”。

　　没钱的时候，阿华是绝对不会跳槽的。黄京说，他就亲耳听过一个“90后”跟伙伴说手里有2000元钱，要出去玩了，回来再找工作。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都能找到工作，工厂还包食宿。阿华的父母在老家，不需要他寄钱养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阿华很满足。

　　工作对于阿华来说，似乎更多的在于享受世界的精彩。还没过完年，阿华就约了伙伴早早地离开了家，回到了春节前工作的那家工厂。“家里待久了实在没意思。”

　　3月4日，趁着休息，阿华和伙伴就跑来劳务市场，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有没有更高的工资”。至于未来，他还没计划。

　　像阿华这类热爱跳槽的“85后”，是最让工厂主们头疼的一类人。实际上，珠三角春节过后的“用工荒”，相当程度上并不十分急迫，很多工厂只是在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做人才储备。

　　“一般的工厂，人员流动性在20%左右，招进来100个人，过几个月要走20个人。而情况不妙的工厂，流动性最高能到50%~60%。换句话说，一个500人能维持正常运转的工厂，就得招1000人，多招的人是储备。”

　　然而时代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是以年为单位的；现在的年轻人，则是以月为单位的。”

　　工厂调整管理方法适应“85后”

　　事实上，在实际采访中，鲜有人夸奖“85后”新生代农民工。而来自专家的宏观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李昌平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文化程度提高。正忙于开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则表示，与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的农民工大军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眼界开阔、知识丰富，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很强；同时，他们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熟悉和掌握法律武器，敢于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寻求工作时，他们不仅仅考虑工资的多少，而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85后”与众不同的务工表现以及留给雇主和劳务中介的不良印象，其实并不影响他们的就业。因为他们就是张颖珐所称的“新血”——劳务市场需要的新生代劳动力。

　　东莞厚街的鹏利鞋厂副总经理伍常春不得不选择改革工厂原有的管理体制。他去年刚刚辞退了一些“吊儿郎当”的“90后”，但对那些不肯剪掉长发的年轻工人，他正在有所退让。“"90后"更个性化。以前一说剪短头发，执行起来很快。现在，还得做思想工作。”越来越多的工厂主不再强制工人统一着装，允许他们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自由着装。

　　“现在公司干部层的年龄偏大，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路，我们自己有问题。”

　　在目前这个以务工者为主导的劳务市场上，“85后”的选择余地无疑更大了。他们的自由，要拜父辈任劳任怨、辛苦劳作所获得的资金积累所赐，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不用为了工作拼命而能享受生活。在“85后”强势的表态下，企业主们正“并不十分情愿”地改善以前留给世人的“刻薄”形象。

　　想改变“招工难”的情况，黄京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要完善企业自身的制度建设，要尊重新一代求职者，在决策中对“85后”予以照顾。“如果每个工厂都能够这样做，就不会"招工难"了。”

　　胡小燕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加强企业用工环境的建设。

　　“有很多农民工分流去了长三角，主要是"80后"、"90后"，因为那里几乎不加班，工资又和珠三角的差不多。而且长三角工厂生活区和生产区是分开的，珠三角这边都是盖在一起的，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新鲜感。”

　　超过五成新生代农民工

　　倾向在城市生活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更渴望学习，对于社会不公平，他们的“眼睛里也更容不了沙子”。

　　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理想的月收入远高于1000元的标准，由于实际工资偏低，他们工资增长的愿望极其强烈。

　　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在意愿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超过五成。女性的倾向则更为强烈，她们更不愿回到家乡生活。有71.4%的女性青年农民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分居”。

　　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娱活动方式非常传统，多为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打麻将、与老乡或工友聊天以打发时间等。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业务学习、上网、听音乐新潮的娱乐方式。以上网为例，16～20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9.1%,21～25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0.5%，而25岁以上年龄段的选中率仅为10.7%。

　　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平平淡淡、稳定中逐步改善的生活理念，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希望换种活法”，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生活方式，追求现时消费与即期效应最大化，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

　　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不满于生活现状。他们是怀着远大的理想或美好的梦想来到所在的城市打工的，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普遍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