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针对最近几年公众关心的“三公”问题(“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支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10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政府难以公开“三公”支出呢?这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高强说,今年,全国人大预算审查结果报告中明确要求:“在预算经过批准之后的15日内向社会公开”。对此,高强解释说,凡是提交到人大审议、批准的预算,都是可以公开的,通过财政网站、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但是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今年即便公开了,也达不到大家要求的那么细。”为什么达不到群众期待的细化程度?高强说,“不仅取决于政府部门有一个公开的意识,还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具备公开的条件。做不到这点,还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有公开意识不代表愿意积极落实;有公开意识不代表赞同细化公开;有公开意识不代表不反对细化公开。也就是说,尽管很多政府懂得应该进行细化公开,但是,细化公开意味着政府承担的责任会更多、更重,政府就成了“鱼缸里的鱼儿”,一丝一毫的瑕疵,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地方政府从内心不愿落实这种细化措施。细化过程中,总是躲躲闪闪、口是心非,所以,也就出现了高强所谓的“即便公开了,也达不到大家要求的那么细。”更有甚合,2009年10月9日,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成员李德涛向上海市财政局请求公开上海市2009年市级部门预算,上海市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模糊公开”盛行,政府形象和公共财政效率严重降低:江西省某政府考察团与浙江省政府培训团,以公务考察之名旅游美国,前者11人13天花费35万元,后者23人21天花费65万元;安徽省蚌埠市国土资源局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次饭局花费公款2万6千多元,其中各类好酒价值近1万2千元,人均消费上千元;深圳市目前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享受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局级干部标准是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是2100元/人?年,疗养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如果没有网友的发帖,上述这些细化消费我们根本不知情。尽管每年两会代表委员批评建言“三公消费”公开,因为缺乏群众的及时监督,缺乏细化的公开账目,“三公消费”问题总难以得到解决。
还有更惊人的资源浪费: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要想杜绝不良的“三公消费”,不折不扣、实事求是的细化措施是最好的“看护者”。想到了瑞典的“细化到毛孔的透明公开”:几年前,瑞典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欧元区的提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此给瑞典首相佩尔松写了一封“私信”,指责投反对票的人。这封信很快被瑞典各大报纸转载,引发瑞典人向法国政府抗议。希拉克再次致函佩尔松,质问他为什么将信函内容透露给媒体。结果这封信很快又被登出来了,因为在瑞典,首相这种“私信”必须依法公开,就连他请客吃饭的菜单,瑞典公众也有权查询。早在177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了政府必须“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的条款。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材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定了专门的《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可以公开等。因此,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是王室成员的财产和纳税情况。
用法律的力量保证了每一项政府信息的公开都是细致入微、毫不设防的。谁违背了,就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丢掉乌纱帽不说,还会锒铛入狱。所以,瑞典各级政府才不得不将“细化公开”当做义不容辞的行政责任,当做必须完成的行政任务,当做顺应民意的必然措施。
国情不同,这种“细化公开”也有借鉴意义。如果我们的各项非国家机密,比如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共信息以及决策信息和数据,如果也能做到这种“细化程度”,各种财政浪费和群众不满意的情况也就有望得到避免。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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