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讲真话”,绕不开前几年去世的巴金先生,这该是他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巴金先生的“讲真话”,与上面罗列出的这几个层次又有极大不同。没有外力施加他讲真话,他作为一个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面对所经历的过去,勇于发自内心进行道德忏悔,是一种纯粹出自救赎意识的自我拷问,如同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说的:“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那么,这样的“讲真话”,当是目前我们所能够公开看到的最高层次。
议政能力若只停留在幼稚园大班水平,除了贻人笑柄,还是对议政资源的浪费,对职责的亵渎。李顺桃还争辩说那是他“畅所欲言的权利”,这除了被理解为玩幽默之外,还真让人无语凝噎。
有关女性退休年龄的提案,每年的两会几乎都有人提,但在人们的普遍理解中,这些打着“女权”旗号的建议,其真正诉求并不在女性权益上,更多是有利于那些拥有一定地位和稳定待遇的女性,却遭到那些苦盼早退休的劳动女性反感。因此,此类提案尽管年年两会都有人提,但也总是热闹一阵就烟消云散了。
重庆主政者乃至打黑和审判的参与者,希望听到的都是支持的声音,为打黑进行辩护,是人之常情。但是,支持是声音,质疑也是声音,任何一件事情存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应被视作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社会各种意见平行共存,并不能因为数量比例而判断声音的杂与“不杂”、好与坏,意见之间也绝非互相否定的斗争关系。各种意见都有,都能表达出来,我们才能说重庆打黑获得了相对真实的社会评价。
是“童话世界”,还是“动物园”?是尊严,还是羞辱?这是两种近乎对立的看法。或许有人会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中西方不同的人权观念。的确,这两个社会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不是完全相同的。但人权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向往并有权向往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我以为,这里两种观点的差异,更多地应该是源于残障人士群体在各自社会中的不同处境。
说到底,会场内的代表委员是选民的代议人。其议政能力大小,参政热情高低,自然需要我们的严密监督。而不能由着他们性子,花着纳税人的钱,千里赴京不是严肃论政共商国是,而是跑到会场摆“玄龙门阵”,只会说“谁家鸡死了、鸭跑了”之类唠嗑的话题。
其实,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深深融入网民生活并且影响到现实语境了。屏蔽这些字词固然在技术上很容易操作,但习惯了创造的网民会很快制造出新的代替字词,难道一直要继续屏蔽下去直至封口?人类创造文字就是为了便于更好地交流,出于这个目的,字词翻新,可以视为科技进步催生的新思维方式,屏蔽“囧”和“槑”,无疑等于将人们生拉硬拽回到过去。
恢复裸纤的理由听起来非常充分。三峡蓄水之后,神农溪的自然景观受到破坏,只有恢复神农溪的裸体纤夫文化,才能弥补景区的不足,让它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景区。但细细分析之下会发现,问题有很多。譬如,裸纤之后能不能“弥补景区的不足”就很让人怀疑,至于“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景区”更是夸大其词。当然,最令人困惑的是:裸体纤夫算得上是一种文化吗?
媒体监督是典型的不牵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监督。去年不少热点案件,比如躲猫猫、鞋带上吊、邓玉娇等等,就是由于媒体的及时介入才让案件一步一步真相大白的。我们要相信执法人员,但是媒体的监督可以揪出知法犯法者,帮助清洁司法队伍,也有助于增加司法的公信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媒体监督不是多到干预司法公正了,反而远远不够。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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