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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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鄂湘 |
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 郭静：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静，欢迎收听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客人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万院长欢迎您。
万鄂湘：谢谢。
郭静：我记得去年这两个报告发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有几点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就是2008年受理的案件数当时是首次突破了1000万，有了非常大的增长，而且经济犯罪案上升，暴力性犯罪案件下降，它其实表现出我们整个社会矛盾的一些变化。那回顾刚刚过去的2009年，从高法的工作来讲，有什么新的特点？
万鄂湘：前年全国法院案件数量突破了1000万，去年过了1100万，这几年平均都是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长。最高法院的案件增长量更大，去年和前年相比较增长了26%。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一个是去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我们很多企业合同履行率降低，打个比喻，就像高速公路，在运行很通畅的时候，车辆你也顾不上找我，我也找不到你，运行的效率很高；一个急刹车，碰撞就产生了，合同也一样，履行率就降低了，这是一个大的经济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法律出台，一个是《劳动合同法》，还有一个就是修改了《民事诉讼法》。从《劳动合同法》来说，劳动争议案件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广东，像东莞地区，上升率是100%，我们有的法官，一年一个法官要审理500多起案件，平均每个有效工作日要审理两起案件。
最高法院的案件为什么增长量达到26%呢？这涉及到《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案件方面的修改，再审案件中院终审的要上提一级，到高级法院去申请再审，现在很多案件是高级法院终审以后，就直接到了最高法院，这两个因素的增加，导致了我们去年案件猛增，全国在6%至7%的增速，最高法院到了26%，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案件办理的难度加大了。难度不仅仅是我们所涉及到的刚才这个方面的因素，还有我们老百姓维权意识在增加，还有我们企业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跟国外之间，因为我自己分管涉外案件，港澳台海事……
曹景行：增加很多。
万鄂湘：增加的量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难度、复杂因素在增加，因为案件有的涉及香港的法律、外国法、国际条约等等；还有一些案件通过仲裁解决以后，还回到法院来承认和执行，这些案件普遍较为复杂，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提出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提出这个观念以后，我感觉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以做平民法官为荣，法官要到老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去考虑，为民司法或者司法为民在2008年以后，成为全国人民法院的一个工作主题。我觉得这三点我感觉印象最深。
郭静：先给我们勾了一个大致的轮廓，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之声的特约观察员曹景行先生做本期节目的嘉宾主持，曹先生您刚才听了万院长的介绍，您有一个什么感觉？
曹景行：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官司打得多了，而且好像难度大了，到底是好事情，还是不好？
万鄂湘：我想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一个方面，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在增加，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在提高。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到法院打官司，他对法律有信心，我们法治建设的这种进步让他看到了希望；同时我们也感觉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通过司法来解决，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曹景行：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也在觉得，许多问题是不是都到法院来解决？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来考虑？
万鄂湘：有这么一句话，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最后”，它可能也是花费最多，成本最高，时间呢，拖得也最长的一种解决方式。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手段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当事人之间你们去和解，去调解，还可以去仲裁，我们把它统称为司法外的解决程序，如果通过这些程序来解决的话，我觉得成本要低得多。因此，我们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现在要大大加强诉讼外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纠纷。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纠纷都要选择司法来救济，你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救济，包括行政救济。还有民间的调解，调解达不成，再通过司法解决，那才是真正的最后，不要首先就把所有矛盾一下子丢到法院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三鹿奶粉案，涉及到二十多万婴幼儿，如果这些案子全部到法院去，对那些婴幼儿的家长来说，要面临着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就是你要证明这个奶粉跟你孩子出现最后这种状况的因果关系，简单来说，你要拿出证据，买奶粉的发票等，往往很多我们农村的家长是拿不出来的，如果案件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是少不了的。政府采取行政解决优先的办法，政府一下子拿出64个亿救济所有20万的（婴幼儿），分不同的伤害程度，通过行政一下子全部得以解决，一次到位，这种方式比司法解决，等到几年以后才能拿到这个补偿金，是不是更好？这是一个例子。
郭静：您刚才讲到那个数字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可能今年也会引起一个争议，就是关于最高法的案件数量增长速度比较快，26%。去年就有专家提出这个观点，就觉得最高法院应该是政策性法院，它解决一些特别重大的，比如说刑事案件啊，或者是标的额非常高的这样一些案件。所以有些专家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要去判那么多的案件，您怎么看？
万鄂湘：最高法院应该是以指导为主，定位应该是通过司法解释和案件指导的方式，来使全国司法统一，适用法律标准一致，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可是中国也面临着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死刑案件，以前我们把以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一大部分下放到高级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统一，各地的标准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最高法院收回复核权，这类的案子要占一部分上升的比例。还有一部分，因为《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把再审案件，终审以后的再审案件往上提高了一级，很多案件都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我们也在反思这种设计是否合理，是不是应该对最高法院的功能和定位来重新给予认识，但是在这方面目前还只是在理论讨论当中。
郭静：我也注意到最近几年，最高法在观念上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叫为民司法，在这之前，比如去年我们还听到一个类似的说法，叫民生司法，为民司法和民生司法有区别吗？还想问一下，这个为民的民，它是指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还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还是老百姓通常可能会理解的那种弱势群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概念？
万鄂湘：我想这个“民”是广义的，不是指我们每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确定的当事人，它是一种政治导向，这个导向就是我们工作主题提出来的为人民司法。那么这个人民是我们工作内容当中所要追求的，贯穿于我们整个工作的始终。在我们具体的工作当中，就是要有更多地措施方便老百姓到法院来进行诉讼，还有老百姓在审理过程当中，他不太了解的一些问题，要方便地给予他解答；老百姓打赢了官司以后，应该有很多措施帮助它能够执行到位。为民司法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司法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参加你这种司法审判工作等等。因此为民司法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又有广义的，又有狭义的，它主要是一种工作导向。我们推崇一种亲民的司法行为。
刚才您还谈到了民生司法，为民司法要比民生司法的概念广得多，怎么样去理解民生司法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比如说在农村，涉及到老百姓利益最多的刑事案件那就是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坑害农民的这样的行为，我们要通过刑事制裁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我们最新的一些政府政策的保障，比如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这些等等，都可能出现一些司法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最高法院专门出台了一个指导这方面审理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全称就叫《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指导意见》，这就是刚才曹先生谈的，你应该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指导。这是农村这一块。
城市里面，更多的是跟房屋和拆迁有关。房屋来说，就是产权官司比较多一点，还有房屋的买卖、房屋的租赁，物业服务的纠纷，都是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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