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怎么办：整顿，还是裁撤

　　驻京办演化史

　　从内蒙古在1949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算起，驻京办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已经生存了一个甲子。驻京办以前的形态如何，功能怎样，又怎么演变，在弊病丛生的今天，又该如何治理？前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驻京办管理的郑焕明讲述了他眼中的驻京办演化史。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北京报道

　　随便挂个牌子，就成“驻京办”

　　南都周刊：你管理驻京办有好几年了？

　　郑焕明： 我是1998年退休的，在(北京市经济协作办)主任位置上做了8年。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驻京机构管理，当然，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等等。对三峡库区、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扶贫性质的支援，也因为北京市没有扶贫办，这一块也由我们来负责。

　　对驻京机构的管理，当时我除了在行政职务上是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驻京办，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职衔，我还是各地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会长，当时叫理事长，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会长，而这个会长我一直担任到了退休那年。

　　退休前，国务院每年开驻京办主任会议，我都参加，通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我与很多驻京办负责人关系搞得都挺好。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上的老同志还经常会找我，聚聚会什么的。

　　成立联谊会，这和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有关，而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不认真，在发出报道前，往往对驻京办概念是认识不清的。

　　南都周刊：正确的理解应该怎样？

　　郑焕明：首先，办事处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经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由它下面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司直接负责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驻京办涵盖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特区的驻京机构，而所谓特区，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圳等经济特区，而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地区。当时600多家驻京机构里，只有3个县级市，这3家，是由重要政治人物特批的。

　　除了特区，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一汽，一个是东风，这是两个汽车企业。本来企业不应该成立驻京办，但它们上面都有特殊人物，所以，先是批准了东风，而批准了东风后，老大哥一汽不干了，一汽找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于是，一汽、东风都成立了驻京办。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省、直辖市以及副省以上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按理说，驻京办属于国管局职能范畴，北京市好像管不着，但驻京办却是在首都北京展开工作的，它又必将与北京方面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就通过民间社团的方式，将北京市政府与驻京办之间衔接了起来。名义上是社团，实际上很多活动都是市政府出面，比如开大会，基本都是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来操办的。

　　办事处和联络处是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核准机关是不同的，办事处需国管局批准，而联络处划归北京市政府。

　　南都周刊：这些驻京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郑焕明：这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专利，而是古来有之，两广、湖广会馆从很早就存在了，当地政府到京城办事，都是通过这些机构与朝廷发生往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驻京机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以便适应派出单位的要求。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信息闭塞，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有人说，驻京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不对，它比计划经济早多了。还有人说，驻京办是搞市场经济后才冒出来的，也不对，更早。现在媒体上炒作得挺响，说什么撤销驻京办，这是误导。

　　南都周刊：为什么？

　　郑焕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用的可是“加强和规范”这样一个说法，至于撤销，撤销的是什么呢，是县一级驻京机构。之前，我一直认为县一级驻京机构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最近我得到确切说法，是给予批准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不止最早的那三个特区了。

　　针对驻京办，最早我们用的词汇是“整顿”。那时候，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在北京某个地方挂了个牌子。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方庄，政府的楼嘛，就在那小一片竟挂了好几块牌子，从他外面挂的牌子，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经过合法审批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人家挂了个牌子，于是他也挂个牌子，但他对这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不但驻京办的名称要规范，牌子规格也要规范，尺寸多大多小、写怎样的字体都有标准。这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当然要整顿，不整顿就乱了。

　　维稳，驻京办的首要任务

　　南都周刊：县一级驻京办，能否这样总结：它的管控路径基本是这样走的：禁止—放开—再收紧？

　　郑焕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谓的放开，放得太开了，结果暴露出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我当然是赞成整顿的，不光现在赞成，我当时就赞成，不整顿就会不规范，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不能管得太紧，太紧会阻碍发展，所以，这个度要掌握好。

　　南都周刊：驻京机构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呢？

　　郑焕明：我看了下最近国务院关于驻京办的红头文件，虽然它对驻京办的功用只是扼要地讲了几句话，但我觉得还是总结得不错的。比如它说，改革开放以来，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多，不到两行字，但已经概括出了它的基本职能。当时我作报告时，关于驻京办作用，我是把“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放到了第一位。

　　当时包括到现在，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老百姓非常多，不能说他们来北京就是为了闹事，这里面自然有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访民，之前是由北京市和中央来管的，但是，你想把这些访民送回去，首先他说没钱，你得拿钱出来，可当你费尽气力刚把他送回当地，他就跑回来了，而且比你跑得还快，周而复始，苦不堪言。

　　南都周刊：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郑焕明：他没有组织上的保障。驻京办在维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现在，一旦了解到有访民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到底是谁的人，然后通知所在地驻京办，让他们赶紧把人接走。人领回去之后，当地政府衔接好、安置好，这样，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回来了。

　　光这一块，北京市就省了不少钱，还不要说省了多少事。当然，中央也省钱省事。

　　公安也好，武警也好，中央政府部门也好，其实都不如驻京办解决问题来得更顺畅。

　　国务院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没有写进去。现在的两会，是谁接待的？现在可都是驻京办负责啊，河南驻京办接待河南的，山东驻京办接待山东的。这样，驻京办缓解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央很大压力。

　　南都周刊：除了这一点，驻京办的主要任务还有哪些？

　　郑焕明：还有一个是招商引资，针对的目标是两块，一块是外国人，一块是上级政府部门。

　　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到了北京，并不知道各地具体情况，当时信息又不像今天这么畅通，现在的一台电脑，比过去一层楼甚至一座楼的作用还大。技术进步太快了，现在一条信息上网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到现在，信息是畅通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要到北京跑项目，不跑往往就做不成。所以，这些驻京机构并不是没事干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他不找你，找谁？不找你，能批到项目吗？撤了驻京办，他还会来，临时性多次地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腐败透顶？简直耸人听闻

　　南都周刊：可是驻京办弊端日显，在你看来，最佳解决途径是怎样的？

　　郑焕明：撤销驻京办是不可能的，至于用什么方式管理它才是最好、效率更高的，这个问题则可以探讨。

　　驻京办承载的任务不可能消失，除非中央进行体制改革，改到他不用跑到北京来找你也能办事的程度。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来求你，要看你脸色行事，一旦你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自然要想办法让你高兴。好吧，你还不高兴，干脆我从包里掏出点什么送给你吧。

　　要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怪不得他们。记得我在任时，河北驻京办出问题了。首先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了问题，进而牵出一大帮人，当时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跟着出了问题。

　　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上级那个样子，他交给驻京办的任务，他能不去办吗？当然，王福友也的确是有个人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驻京办弊病。

　　现在有些人，连驻京办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洋洋洒洒说了些时髦话，什么驻京办腐败透顶了，说它一无是处，简直耸人听闻，我觉得是夸大其词。

　　南都周刊：但驻京办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郑焕明：谈到腐败，不能一面之词地责备下面。如果你上面清廉、办事果断，他何必给你送钱呢，他有钱没处花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傻瓜无缘无故给人送钱送东西的。他总是有点原因的，而且总觉得送了比不送好，即便不是马上让你给他好处，也是为他以后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样子来。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向驻京办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好处，绝对不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呢？我记得当时我下面有个处长，他总是变着法儿向人家要钱、要东西，我就不点名了。一怒之下，我把他调离了。

　　我赞成整顿驻京办，但不能夸大它的弊端，而且单纯斥责驻京办有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至于出了问题的驻京办，就该处理它，这也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驻京办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上寻找答案，要深化改革，否则总是解决不了，怎么说都没用。

　　而且有些驻京办的撤销与否，还将涉及到民族、宗教以及所在地区的稳定。

　　南都周刊：可是那么多驻京机构，不裁撤该如何办？

　　郑焕明：我们曾研究过，希望让省办管理下面的联络处以及地市、部门驻京办，并希望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但有些省这样做了，有些省则不愿意这样做。也曾设想，像使馆区一样，专门开设驻京办专区，但后来发现不现实，有些驻京机构希望活动私密性好一点，不必要的沟通少一点。

　　也试图集中管理过，有过一个“穷七家”，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等，集中在和平里，而马甸那边也集中了七家，“富七家”，山东、福建、浙江等。当时办公已经相对集中了，有些公用设施是共用的。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省办都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大厦，而这些大厦的产权，现在都归各地所有了。浙江大厦、四川大厦、河南大厦等，基本都是驻京办所在地，我都去开过会、吃过饭。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驻京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郑焕明：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政方针，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和全国发生联系，要对外招商引资，要到北京报批项目，人家在北京设立个窗口还不行了？大家要知道，首都，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人家有这个权利啊。于是，我说，驻京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有些西部地区，从来没有在北京设立过这样一个窗口。

　　关于驻京办，笼而统之谈撤销，那是媒体的误导，简单“堵”的办法不是上策，我经常拿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大水来了，一下子截住，水位上涨，肯定要决堤、要崩溃的，而通过疏导的方式，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大禹治水也是同样道理。

　　但无序又是不行的，要规范起来。

　　现在看，县一级的、开发区的、某些政府部门的驻京机构可能要撤销，而即便撤销，也必须给予引导，不解决引导的问题，它必将变换形式卷土重来，堵是堵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