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用水显现极大不公 水资源分配农民受损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上兴厂村，这处有着30年历史的出水点曾经是村里的四大水源之一，已在去年12月彻底干枯。新快报特派记者 王小明/摄

　　水资源分配受损的是农民

　　城里的捐助不是爱心是回馈，城乡用水显现出极大不公平引发制度上反思

　　■新快报特约记者 钟清凌

　　记者在云南灾区采访时发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方面，这场百年未遇的旱灾给农民生活带来了重创，另一方面，干旱导致昆明城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但市民对干旱没有深刻感受，用水未有限制。在采访中，有专家向记者指出，此次西南大旱应该引起制度上的反思，科学救灾要立足长远，政府应借这次抗旱来缩小城乡用水的差别。

　　第一现场

　　“人畜饮水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生产”

　　瓦永芬的家在云南玉溪市易门县铜厂彝族乡西山永菁哨村14社，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村子，有60户人家，200多人。全村只有一个容水50立方米的水池，水池中的水是从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引来的。组长瓦德明告诉记者，村子上面有一个50年代修建的尖山坝水库，从没有枯过，但今年枯了，大坝也开裂了。随着天气越来越干旱，1月以来，村里开始定时供水，每天供水时间为早上10点到12点，下午6点到7点。瓦德明担忧说：“即使这样，水池里也没有多少水了。现在的水只能保人，估计只能坚持到这个月底。”

　　“乡上要求我们去找水源，可我们这里已经是半山区了，山头上几乎没有水源。去其他村的地盘上找水，要给钱人家才给你挖。”说到找水，瓦德明显得一筹莫展。

　　而在易门县的另一个村，水塘村委会二组组长赵正雄，在焦虑中盘算着今年的日子。

　　“这两天在换届，换届后我也不再当组长了，我准备出去打工。今年不出去，孩子只有失学。”赵正雄说。

　　赵正雄有两个孩子，都在易门一中读高中，一年要1万多的学费。往年家里靠烤烟、小麦、畜牧业每年收入4万多元，供孩子读书还可以。但今年的旱灾致使他家的苞谷以及蔬菜全部绝收，现在能吃的只有洋芋和腊肉。往年家了养的七八头牛，卖得也只有四头牛了，“家里为牲口储存的干草、干粮只够两个多月的”。

　　位于山区的水塘村委会，半个月前就已经断水。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水塘村委会下辖的几个组，地理位置越高用水越困难，如六组、七组等，本来就靠天吃水，今年自然出水的水源都断了，天天到别的村子拉水。不少农户只有把大牲口卖了。“都是贱卖。一头牛过去买三四千元，现在只能卖一二千元。”赵正雄叹了口气说：“人畜饮水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生产。今年绝收，许多劳力都闲着，只有外出打工。”

　　制度反思

　　村民靠着水库却喝不到水

　　包括昆明一位从事水利管理的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认为，此次旱灾还显示出城乡用水的极大不公平性。与农民的用水困难相比，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享受着他们独有的优越性。

　　记者从松华坝水库管理处获悉，昆明主城全天用水量约为85万立方米，比往年同期增长了15%，去年的最高日用水量是93万立方米，今年因旱情加重日用水量有可能会突破100万立方米。

　　3月19日，记者来到昆明一家洗车店，看见停车场内27辆等待洗的车。洗车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大旱对洗车行业没什么影响，这两三个月以来洗车的数量跟往年相比没什么变化，每天大约70辆到80辆。他表示，至今还没有接到水价要上涨的通知，用水从没限制。

　　3月21日，记者在昆明翠湖公园门口，看见一名园艺工人对着一块约100平方米的绿化带足足浇了半个小时的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子浇水已经浇了好几天，“园林局通知，明天要来种草，必须把土完全浸透”。

　　然而，就在这几天，禄劝县云龙水库周边的村民却在为越来越少的蓄水犯愁。云龙水库是昆明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的水源工程，每年向昆明主城区供水2.5亿立方米，每天向昆明城区供水60万立方米，占昆明主城供水总量的70%以上。

　　当地一位村干部说：“我们这里的一些村民靠着水库喝不到水，喝的水大多是山泉水。原因之一是农民分散住，几公里一个村庄，供水成本很大。城里就不同了，政府和自来水公司出钱，城区可以几次加压，但农民抽水要自己花钱，电费、抽水机费用都得自己出。”

　　“农民用水困难，其实也是城乡差别的一种体现。”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段昌群指出，当下旱灾来临农民受苦的现象只是城乡二元格局下的一部分。这个城乡差距，有的地方是在缩小，但很多地方是在扩大的。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向发达地区优先配置资源，一旦受灾，不发达地区最先受损失，最先感觉到，而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感觉却不明显。

　　“水资源分配中受损最大的是农民。”他说，水源地农民先天就拥有水资源，只是被人为地转移了。修水库牺牲了上游居民的利益，保证了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旱灾来临水源地农民因此承受了旱情。他指出，在搬迁移民问题上，农民只有土地的补偿，却没有水的补偿，因此他们是吃亏的。“土地是看得见的资源，水是隐性资源，农民意识不到，政府对农民的水资源利益问题也考虑得少。”

　　借助抗旱缩小城乡用水差别

　　一个月来，云南某公司的瓶装水销售量提高了20％到30％，3月19日，该公司的数据显示，捐赠给灾区的水每天增加2万箱。但该公司的订单也显示，由于天干燥热，昆明市民的生活用水量也在增加。干旱之前用水大概是每天约5.5万桶，而最近达到6万多桶。

　　“城里人欠着乡下人的情，城里人的捐助不是爱心是回馈，农民本来就拥有水资源，但为了城市的发展，牺牲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昆明那位从事水利管理的官员指出，如今的捐款、捐水都是被动抗旱、杯水车薪，“与其花那么大成本送水还不如采取有效措施节约用水，把节约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水源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上。”

　　段昌群也认为，虽然干旱导致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但市民对干旱没有深刻感受，是因为目前的水利设施能够提供足够保障，但这并不等于昆明市民就有权利大量地消耗水。他认为，尽管昆明的水价还算合理，但为了限制浪费行为，可以尝试采取阶梯式水价。高耗水行业应该增加附加成本，奢侈性、过度消耗水的个人和行业应该增加附加成本直到遏制他们为止。“水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的，但目前为保证城市，农民在缺水季节用水更少，这是人为产生的不公平。此次西南大旱应该引起制度上的反思，科学救灾要立足长远，政府应借这次抗旱来缩小城乡用水的差别。”

　　“解决旱情的最根本方法是改变环境和经济格局。如今是‘资源进城，污染下乡’，城市的垃圾都倾倒在了农村。未来的环境保护和经济格局应该向农村倾斜。如果环境格局、水资源格局改变做不好，反过来也会使城市受到很大影响。”段昌群说。

　　旱灾的背后

　　“水也是嫌贫爱富的”

　　“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农村水利设施不是建设少了，而是不够。”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鸭对此次旱灾给农民带来的重创深感痛惜，他说，往年，云南全年的降雨量很高，但收集雨水的能力却很弱。云南农业是“积水农业”，如果山塘、坝塘、水窖的功能都发挥出来，农民是有能力抵御大旱的。

　　从事水环境研究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晓云也认为，云南有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利用率极低。过去很多农村都有自己的水源地，基本每个村有个水塘、水井、水沟。现在，村集体不够重视对公共水源的保护，很多村子水塘积满淤泥，沟道变窄甚至消失，从前保留的水源林遭到破坏。有些建好的水库和灌溉系统由于缺乏资金投入而失去管理，最后严重荒废，导致灌溉能力大大减弱。

　　“农民生活一个靠天，一个靠政策。干旱时水库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昆明一位从事水利管理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这次旱灾的思考。他认为，修建水利设施对城市和农村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嫌贫爱富的，城市建设多，农村建设少。云南的中小水利设施落后，一遇旱灾负面影响就会放大”。不仅如此，“水也是嫌贫爱富的，从农村流向城市，水往低处流，越流越来钱”。

　　“水的嫌贫爱富在于，为城市服务可以马上见钱，因为城市用水量大，但给农村修建中小型水库成本则很难收回来，农田灌溉得不到多少钱，水给农业没效益。”他说：“水务的口号是‘民生水利，会泽民生’，但有多少农村老百姓被‘会泽’。为什么就不能给农民建条管道。这里面有政策原因、技术原因，更有经济原因。不少村民居住的地方高，有的在山上，自来水的管道到不了山上，水要往高处走很困难，要电、要柴油机抽水，要加压设施，这些都要钱。可农民穷，他们掏不起这个钱。很多住大山上的人看得见水却喝不到，基本生活生产用水对于他们来说是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