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的大旱让云南省水利设施面临的问题暴露出来。尽管在全国水资源总量排名第三,但水资源分布不均、特殊地理环境以及脆弱的水利设施所导致的调水、蓄水能力不足,都成为旱情成因。在四川重旱区攀枝花和凉山两市州,此次大旱让亦水利欠账暴露无遗。(3月24日《新京报》)
事实上,类似溪河断流,小型水库、山塘干涸,工程蓄水不足,山区老百姓需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做饭,城区实行限时供水,紧急调动消防车给居民送水等“景观”,这些年来一直就没有消停过。2006年,发生在西南重庆等地的“百年不遇”特大干旱,2009年集中发生在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7个小麦主产省份的罕见春旱,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惊愕不已。
每一次特大干旱过后,权威部门均得出这样的教训:水利设施有欠帐,无法保证缺水地区人畜用水和生产用水。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那些旱魔肆虐的地方,作为农业“命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超期服役、带病运行,尽显疲态。水利基础设施“留不住水”,成为抗旱中“最头疼和无奈的事”。在此次旱灾严重的攀枝花市,该市抗旱办在总结中称,除自然因素之外,缺少抗旱骨干工程,已有水利工程抗旱保障率低,是干旱的一个重要成因之一。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农田水利灌溉以小农小户为主导,集体经济的管水组织不复存在,“重建轻管,重用轻护”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取消农民“两工”制度后,少见农闲时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加之种粮利益低下,导致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投资,也难以投资……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过去修建的一些水利设施次第荒废。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水利设施的投入虽然在逐年增加,但过多地青睐大江大河,热衷于“抓大放小”,农田水利设施改观不大。民众还看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出现了误区,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而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即便是有限的水利设施投入资金,在很多时候也常常被巧立名目,用于建设那些装扮门面、应付评比的政绩工程。如此,基础水利设施的“账”也就越欠越多。
在我看来,旱情固然可怕,可是旱情暴露出的水利设施匮乏和“透支”的“软肋”更叫人可怕。如果掉以轻心,将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群众生活。当务之急,须亡羊补牢,尽快建立长效机制,在抓“大”的同时也要顾“小”,把加大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当作“四季歌”唱响、唱好,把小塘坝,小水窖,小水井等“五小工程”建设落到实处。如此,才能减少欠账,提高抗击旱涝灾害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